第二十二章 人治

唐太宗自發動玄武門政變，通過弑哥殺弟逼父屠侄而獲取政權，坐上皇位後，內心始終放不下“逆取”政權帶來的恐慌。沒有別的辦法，只能用創建“盛世”來證明自己了，證明自己才是真正的天子，證明他之所以坐上皇位，全是上天的安排。當然，他更要讓“清明天子”的形象深入人心，讓朝臣百姓忘記那罪惡的“玄武門之變”。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唐太宗這麽說也這麽做，他要吸取隋朝滅亡的教訓，調整統治政策。可要如何調整？走什麽樣的治國路線呢？朝廷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聲音：一種是以尚書右仆射封德彝（那時候的唐太宗還沒有發現封德彝的兩面三刀，更不知道他曾經在背後捅自己的刀子，依然對他委以重任）為代表的，代表著關隴貴族利益的“霸道路線”；另一種則是以尚書右丞魏征為代表的，代表低層民眾利益的“王道路線”。

兩種路線，大多朝臣都傾向於“霸道路線”，特別是關隴貴族集團。迷信武力的他們認定，人性本惡，大亂之後，只有嚴刑峻法才能讓“刁民”們服從，因而，做就要做像秦始皇那樣的，威服天下的天子；而熟讀儒家《公羊春秋》的魏征則恰恰相反，他認為，人性本善，大亂後，那些渴望安定的民眾最容易滿足，也最好治理，因而不需要嚴刑峻法。何況，什麽樣的天子就有什麽樣的百姓，百姓是“刁”還是“順”，完全取決於天子，因此，天子應該以德化天下，而不是依靠武力。

兩方為此爭得不可開交。

對於魏征“偃武修文”的提法，朝臣並不認同，但唐太宗心裏卻是認同的，這契合了他要做“清明天子”的想法。他知道，大多反抗來自於鎮壓，何況，從“玄武門事變”陰影中還沒有走出來的他，並不想給百姓一個“暴君”的形象，這違背了他要做“清明天子”的初衷。

於是，他力排眾議，決定實施懷柔政策，以德化人。既然要“以德化人”，要“捕獲人心”，那麽他就必須做對“人心”有益的事情，要“心存百姓”，要實施改革。

“水能載舟，也能覆舟”，唐太宗對此深有體會。

“國家以百姓為本，百姓以糧為本”。這個政策出來後，貞觀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又提出了“休養生息”的政策。意思是說，不奪農時，農村推行均田制。這麽做的目的不言而喻，緩和階級矛盾。然後用獎勵耕種的方式讓農民回歸故裏，從事農耕。這麽做的好處就是，可以使曾因不斷戰事而荒廢的農田得以耕種。除此而外，唐太宗還針對災民設置了義倉，采用“均田制”和“租庸調法”政策，讓百姓不至於無田可種，用“輕徭薄賦”來減輕農民的負擔……

有田可種，有糧可收，就能解決農民的溫飽了，而解決了農民的溫飽也就解決了“官逼民反”的問題，因為從歷史經驗來看，饑餓最易引發暴亂。

“心存百姓”“安撫民心”只是針對百姓，針對民生的改革。對於針對朝廷，針對朝廷命官的改革，唐太宗則實施了“精減地方機構”，改變“民少吏多”弊端的方針政策。

“官在得人，不在員多”，貞觀元年二月，唐太宗下令“並省”，提出地方行政機構只設州、縣兩級；州設刺史；縣設縣令……同時，他還設立了政事堂，以便合議問政。

“政治之本，唯在於審，量才授職，務省官員”。唐太宗一向都很重視人才，在還未坐上皇位時，他最擅長的便是“納才”。 唐太宗是得到過“人才”的好處的。從他能“打敗”李建成來看，很大原因就是他的善於納才。當年，若不是他的身邊既擁有了房玄齡、杜如晦等文官，也擁有了尉遲恭、秦叔寶等武將，又怎麽能奪得了天下？

如今，當上皇帝的他，想要坐穩江山，自然更不能缺少人才。

因而，坐上皇位後，他對人才的渴求也就更強烈了。他淘汰庸官，親自挑選刺史，對於九品縣令的任用則規定由五品以上的京官推薦。一句話，你（五品以上京官）推薦的縣令，你必須負責。此政策一出，一時之間，貞觀元年初倒有些像當年還是秦王的李世民為秦王府選拔人才了，場面很是熱鬧。

唐太宗發誓要挑選最優秀的人才，建立最好的君臣關系。於是，他選賢任能、不論親疏、不避怨仇、不囿派系、不問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