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官僚政治的復興與察舉制的關系（第2/10頁）

北魏孝文帝是士族化政策之倡導最力者，但在一次選官的討論中，他也有“自近代已來，高卑出身恒有常分，朕意一以為可，復以為不可，宜相與量之”之語；當被問以“置官列位，為欲為膏粱兒地，為欲益治贊時”之時，他明確答到：“俱欲為治!”盡管由於士族壟斷著文化，使孝文帝仍然相信人才多出於“君子之門”，但如上的矛盾態度，依然頗為耐人尋味。其事詳情可參閱《魏書·韓顯宗傳》。又據《魏書·郭祚傳》，孝文帝曾以寒人李彪為散騎常侍，事後便悔稱“誤授一人官”；但《李彪傳》又記，在孝文帝後來任命李彪為秘書令時，卻又下詔申明：“苟有才能，何必拘族也!”堪稱義正辭嚴。秘書令自魏晉以來，最為清華之職。這就確有突破門第限制的意義了。當北朝皇權意識到門第與才能並非一事之時，他們就有可能而且也有能力突破門第觀念的束縛。

宣武帝以降，北魏士族政治就開始走下坡路了。隨皇權的強大和官僚政治的發展，王朝對士族制度的態度也在變化。《魏書·明亮傳》記原為清官的明亮被授勇武將軍，遂以“其號至濁，且文武又殊，請更改授”，而宣武帝明確答到：“依勞行賞，不論清濁”，“雖文武號殊，佐治一也”，以官僚制原則否認了計較清濁、重文輕武的士族弊習。又《魏書·世宗宣武帝紀》載其正始二年夏四月詔，對“中正所銓，但存門第，吏部彝倫，仍不才舉，遂使英德罕升，司務多滯”提出了尖銳批評。每當皇權與官僚政治發展了一點，它們對士族制度的容忍就少了一點。

孝文帝定姓族時，采取的是兼顧魏晉舊門和本朝高官的辦法，以三世官爵高下為準。這就將使許多本非名族但有功本朝者進入門閥行列，或為之提供了以此要求門閥資格的可能，從而使士族標準趨於含糊。例如寒人李彪作了高官，便認為自己的兒子應受“貴遊”待遇；但名門郭祚仍以“舊第”處之，遂致齟齬。隨官僚政治的發展，依功績才幹遷至高層者，必然對士庶清濁界限提出抗爭。

士庶清濁的日益混亂，還表現在卑賤之人冒入清流之上。孝文帝時已有工商皂隸“或染清流”之事；孝明帝為之下令在職者皆五人相保，否則奪官還役，可見問題之嚴重。北齊陸令萱、和士開、高阿那肱、穆提婆等各親親黨，官由財進，“諸宮奴婢、閹人、商人、胡戶、雜戶、歌舞人、見鬼人，濫得富貴者將萬數”。又段孝言為尚書右仆射，“富商大賈多被銓擢”。這種權力濫用與財富腐蝕造成的腐敗，是官僚政治的特有弊端。它固然不利於官僚政治，但卻更為沉重地打擊著以“士庶之際、實自天隔”為原則的士族政治。因為對這種腐敗，克服辦法是嚴明官僚制度；而士族政治的弊端，克服的辦法卻是鏟除這一制度。從某種意義講，由於權力、財富戰勝了門第身份，前一弊端客觀上是在有力地打擊著後一弊端，沖擊著士庶清濁的森嚴界限。

北魏後期，九品中正制大為衰落。言其衰落，並不是說中正不能有效地發揮作用。而是說它不能有效地發揮維護士族制度的作用。《魏書·孫紹傳》記其於宣武帝延昌中上疏稱：

且法開清濁，而清濁不平，申滯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懷怨。中正賣望於下裏，主按舞筆於上台，真偽混淆，知而不糾。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門齊身等，而涇渭奄殊；類應同役，而苦樂懸異。士人居職，不以為榮，兵士役苦，心不忘亂……

可見中正在確定品第門望上，已是一片混亂。“清濁不平”，“士庶同悲”，意味著清濁士庶的界限已難維持；而中正反而助長著其間的混亂。又《通典》卷十四《選舉二》：

自太和以前，精選中正，德高鄉國者充……當時稱為簡當，頗謂得人。及宣武、孝明之時，州無大小，必置中正，既不可悉得其人，故或有蕃落庸鄙，操銓核之權，而選敘頹紊。

這種“蕃落庸鄙，操銓核之權”的記載，可以得到印證，《魏書·恩幸傳》記，出身細微武卒小吏廝役者，如王仲興得為雍州大中正，寇猛得為燕州大中正，茹皓得為肆州大中正，趙邕得為荊州大中正，侯詳得為燕州大中正；又同書《閹官傳》，宦官成軌得為燕州大中正，宦官平季得為幽州大中正，尋攝燕、安、平、營中正，宦官封津得為冀州大中正。上皆宣武、孝明、孝莊時期之事。

這些士族門閥向來不屑為伍的“佞幸小人”甚至宦官，居然擔負起了“該鑒氏族，辨照人倫”、“清定門胄，品藻高卑”的中正之職，那麽中正制度及其為之服務的士族政治的衰微征兆，就已是較然可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