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官僚政治的復興與察舉制的關系（第4/10頁）

考試選官方法應用的這種擴大，當然是受到了察舉考試制度的推動。而隨著官僚政治的發展、門閥士族的衰微和九品中正制度的沒落，察舉一途的門第限制也日益寬松。

北魏時秀才一途，主要為士族占據；但孝廉之中，就有不少出於姓族之外者。北魏孝廉我大致考得12人。其中，“世寒”的東魏郡肥鄉人馮元興，“生不識父、九歲喪母”的中山盧奴人劉桃符，“少而孤貧”的博陵饒陽人劉獻之，“儒生寒宦”的武邑武遂人孫惠蔚，“家世農夫”的上黨長子人李虬、李玄紀、李興業，“少以清苦自立”的常山九門人杜纂，“家世寒微”的樂安博昌人徐紇，“家世寒微”的頓丘衛國人李彪，顯然都不是出於士族高門。又武邑灌津人劉道斌自稱中山靖王之後；譙郡曹道，不知是否出自曹魏皇族。但他們也都不像是當世高門，當屬普通知識分子。看來，北魏孝廉的門第限制頗為寬松。

東魏北齊之孝廉，我大略就史傳考得7人。其中，河間謨人邢峙應是姓族，其余，河間謨之“貧生”權會，廣平之李漢子，勃海之鮑長喧，陽平之景孫，河間之楊會，河間阜成之公孫景茂，大約都非士族高門。據《北齊書·儒林傳序》，北齊之郡孝廉，由“博士助教及遊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而這些“遊學之徒”的社會成分，又可以由《儒林傳序》所敘之如下情況中看到：“橫經受業之侶，遍於鄉邑；負笈從宦之徒；不遠千裏”“入閭裏之內，乞食為資；憩桑梓之陰，動逾千數”；又郡學“學生俱差逼充員，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就是這些貧寒學子，構成了“遊學之徒”的主要部分以及北齊孝廉的重要來源。

據《新唐書·柳沖傳》：“郡姓者，以中國士人差第閥閱為之制……凡得入者謂之四姓……北齊因仍。舉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選。”但事實是時至東魏北齊，秀才之門第限制已大為放寬了。此期秀才我大略考得22人。其中範陽涿人盧詢祖，河東聞喜人裴讓之，鮮卑人陸，魏收族人巨鹿下曲陽人魏長賢，開封人鄭祖獻，博陵李德林，清河崔 等，當屬姓族之列。而東安人茹瞻，“家素貧苦，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的渤海南皮李鉉，鄉居讀書30年的中山安喜人馮偉，“少孤貧愛學，負笈從師”的渤海阜城人劉晝，自幼“負笈隨大儒”的河間馬敬德，“門族寒陋”的河東北猗氏人樊遜，廣平人荀士遜，梁降人趙郡，高邑人眭豫等等，大約都不在“四姓”之列。又劉晝、馬敬德還都曾向州將求舉秀才，並得遂其願，而州將並未挑剔其門第。足見北齊秀才之舉，以才學為首要條件。

總之，北魏孝文帝確定的“門盡州郡之高”一條，至北齊已開始被打破了。一度被士族獨占的秀才之途，開始恢復原有的向社會各個階層開放的特色。這就為察舉制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條件。因為，只要士族在察舉上擁有優先或獨占的地位，考試入仕的途徑，就不可能向一切人開放；以招考和投考為主要特征的科舉制度，也就不會誕生了。只有打破門第限制，才能容納更多的來自各個階層的士人，在考試面前作公平競爭。

三、“有秀才之科而無求才之意”

周、隋之際，中央集權的皇權——官僚政治處於不斷發展之中。西魏的實際統治者宇文泰，以六鎮鮮卑為骨幹，輔之以關隴河東豪族，建立了堅強的府兵系統，以蘇綽為之擬定的“六條詔書”——先治心、敦教化、盡地利、擢賢良、恤獄訟、均賦役——為綱領，勵精圖治，國勢日盛。577年，周滅北齊；589年，隋滅陳。十六國以來南北長期分裂狀況至此結束。隋統治者致力於完善中央地方官制，修訂法律，檢括戶口，均田定賦，整飭吏政，一個卓有成效地統治著統一大帝國的官僚政府，再次出現於歷史舞台。

在這一過程之中，中古士族制度進一步衰落了。西魏時就打破了門資選官之法。《周書·蘇綽傳》載其為宇文泰所擬之“六條詔書”之四：

自昔以來，州郡大吏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廝養而為卿相。

這雖然只涉及了州郡大吏，但也是申明了王朝總體選官方針。這“六條詔書”成了百司牧守誦習遵守的政綱。又《周書·薛端傳》：

自居選曹，先盡賢能。雖貴遊子弟，才劣行薄者，未嘗升擢之。每啟太祖雲：“設官分職，本康時務，苟非其人，不如曠職。”太祖深然之。

又《隋書·盧愷傳》：

自周氏以降，選無清濁。及愷攝吏部，與薛道衡、陸彥師等甄別士流，故涉黨固之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