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埋下禍根（第2/9頁）

1918年，中國共產黨還沒有成立，不過意識形態領域已經開始出現兩極分化的現象。1905年，孫文的同盟會在東京成立之初，其內部就分成了兩派：一派是原有的那些來自秘密會社的資產階級支持者，另一派是孫文的新支持者，即那些激進的學生。剛開始，兩派之間的界線還不明顯，從“一戰”開始，學生們和資產階級開始相互敵視。學生們發現了中產階層的兩面性，便轉而反對資本主義。這些高喊民族主義者的學生們想通過趕走侵略中國長達一個多世紀的外國列強，把土地分給農民，取消所有經濟特權等方式來完成革命。他們把自己以前的那些中產階層的盟友看成反革命分子和反民族主義者，因為商人們從與外國列強的交易中獲取利潤。日本入侵中國徹底導致革命陣營分成了左右兩派。

“一戰”使德國失去了對遙遠地區殖民地的控制，日本趁機派兵從德國手裏奪走了山東省。為了爭取日本共同抗擊德軍，英國、法國和意大利政府都私下向日本許諾，戰後它可以繼續擁有山東省。

在這些國家的支持下，東京肆無忌憚地向袁世凱提出了所謂的《二十一條》，實際上使中國淪為它的附庸。條約規定，日本將給袁世凱提供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支持，作為回報，袁世凱則必須答應日本永久占有山東省，並在滿洲裏和其他地方擁有優惠權。日本的無恥要求令人發指，但它威脅說，如果袁世凱不同意，他們將轉而支持袁世凱的政敵。袁世凱只得勉強答應下來，條件是日本要對條約的內容絕對保密，而日本人卻故意泄露了相關的細節。一時間群情激奮，人們痛斥袁世凱，並在全國掀起了強烈的抗日怒潮。

因為曾幫助協約國抗擊德軍，中國人覺得他們可以向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尋求幫助，以阻止日本人的胡作非為。“一戰”期間，中國曾派出成千上萬的人前往歐洲和中東，這些人被編入工兵營，為戰爭的勝利做出了貢獻。在凡爾賽會議上，中國希望西方國家領導人，特別是具有理想主義思想的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能夠幫助他們從日本人手中收回自己的領土。他們支持美國總統關於建立國際聯盟的宏大計劃，似乎它是一劑靈丹妙藥，能夠去除以前的一切恥辱。

威爾遜左右為難。他特別想建立國際聯盟，在凡爾賽和會上，他可以直截了當地宣布不贊成他的協約國盟友們與日本達成的關於山東的秘密協定。日本人卻暗示說，如果威爾遜這樣做，那他們在成立國際聯盟一事上也不會投贊成票。一位外交官認為，這是“一種敲詐”。威爾遜最終向日本人做出了讓步。他的這項決定很不得人心，即便是那些督促他做出該決定的人也感到非常反感。然而，1919年4月28日，國際聯盟正式簽約成立。事情已經再清楚不過：威爾遜最終向日本人屈服了。

參加凡爾賽會議的中國代表顧維鈞（中國外交官，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拒絕在合約上簽字。“如果我簽了字，哪怕是遵照北京政府的命令，”他對威爾遜的一位助手說道，“那麽今後在政治上就連你們紐約人常說的那點‘渺茫的機會’都沒有了。”

1919年5月4日，也就是《凡爾賽合約》簽訂6天之後，消息傳回了北京，並通過電報傳遍全國。憤怒的學生發起了抗議，他們把目標對準了那些因與日本人勾結而臭名昭著的中國官員。在北京，一位官員的住宅被燒成了廢墟，另一位則被痛打了一頓。第二天上午，北京學生聯合會成立，“五四運動”席卷全國。各地教師、記者、自由職業者和一些商人都起來支持學生，抗議示威活動在全國範圍內爆發，並遭到警察的殘酷鎮壓。有所警覺的日本政府向上海等中國沿海城市的租界派出海軍部隊，威脅遊行示威的中國人。在北京，支持學生運動的北大校長被迫辭職，其他1 000多人被捕。上海有6 000多名工人舉行了罷工，直到北京政府同意解除親日派部長們的職務，並釋放了被捕學生。政府在這些方面的妥協並沒有讓學生和知識分子們感到滿意，但商人們很滿意，第二天便開始照常營業。對商人來說，這樣就已經足夠了，而學生們的反抗才剛剛開始。於是，在那些希望繼續反抗下去和那些希望享受既得利益的人們之間便出現了一道分界線。

“五四運動”反抗的不僅是外國列強，還有國內那些勾結外國的反動勢力。這是中國革命中出現的新元素，讓商人們和秘密會社感到坐立不安。大上海的資本家們住在外國租界及其周邊的別墅裏，既安全又舒適，在他們看來，革命已經走上了邪路，已經開始危及他們的生活及其對中國經濟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