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經濟盡可發展，政體輕易別改

中國社會進入20世紀以後，一個新的政治勢力——紳商開始崛起，迅速憑借其雄厚的財力從體制外走向體制內，在政治舞台上不斷要求擴大自身的權益。正是這一股新生的政治力量，推動著清政府邁開了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千裏之堤，潰於蟻穴。政治體制改革，使得清政府將自己的弱點、缺點掩飾不住地完全暴露在全國民眾的眼前，這是清政府迅速喪失民心的一個重要原因。

客觀地說，從光緒二十七年至三十一年（1901—1905年），清王朝的經濟改革是取得了一定成就的。從中央到地方，建立了諸多領導經濟體制改革的新的部門，采取了諸多發展經濟的新政策。但隨著代表士紳階層利益的立憲派集團為了擴大自己的政治權益而不斷鼓噪政治改革，從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起，清政府將變動政體的事情提上議事日程後，短短四五年間，清政府的政治權威就再也不能發揮昔日的作用了。皇權價值的暴跌，最終引發了清政權的滅頂之災。

歷史的教訓是：政治體制改革，涉及到太多的權力與利益的爭奪與鬥爭，需要時間與足夠耐心的等待，如果不能有效地解決這些內在的矛盾，不能有效地控制局面，一旦政體改革開始，其結果都將是災難性的。清末第二次出洋考察憲政大臣於式枚對於清政府的這場政治改革的預測是：“行之而善，則為日本之維新，行之不善，則為法國大革命。”[1]果不其言，此言不幸成為清政府變革政體的讖語。晚清統治者原本想利用政體改革來拉攏立憲派，平息革命派，以鞏固自身的統治，但讓清政府沒有料到的是，變政不僅沒有鞏固其統治，達到緩和矛盾的目的，反而引火燒身，其統治權威與合法性隨著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在一天天減少。在變政的進程中，對權力極度渴望的立憲派因不耐煩最終與革命派合流，成為了埋葬清政府的主要掘墓人。清王朝就是因為末期的變政不當導致各種矛盾激化，最後在革命的撞擊下走上了一條不歸之路。

立憲派集團主要由這樣幾部分人構成：（1）取得功名的未仕士子；（2）退職在籍的官員、因軍功致顯或保存虛銜的還鄉人員；（3）因捐納而獲得職銜的商人和舉辦實業的人士。隨著他們經濟地位的提高，他們不甘寂寞，得隴望蜀，又形成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開始向政治舞台進軍，企圖謀求更大的權益。特別是到新政的後期，代表地方士紳利益的國內立憲派與清中央政府的矛盾和沖突更趨激烈，二者鬥爭不可避免。

這是因為，庚子之役後，全面變革已經成為中國發展的時代主題。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生，逆之者亡。在這樣的局勢面前，清政府已經別無選擇。但是，《辛醜條約》簽訂後，國家財政已經告罄。問款，中央政府無錢可賠；舉辦各項新政，地方官無錢可籌。整個社會唯能籌集巨資和承辦大型事業者，惟賴於商。在這種情況面前，清政府一改過去之猶豫，在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宣布將“通商惠工”作為基本的國策。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成立了商部，旨在以行政手段保護市場而不與商民爭利。同時，清政府又參照英、日商法，制訂了中國第一部具有商法性質的《商律》，規定民間可以自由經商和集資創辦各種與官辦、官商合辦企業地位平等的公司，並享有國家一體保護的權益。為了鼓勵人們投資商業，清政府還出台政策，根據商人出資辦實業的情況給予了相當的官銜，以提高商人的社會地位。在這種情況下，清末出現了一個民間投資的熱潮。據史料記載，僅光緒三十一年至宣統二年（1905—1910年）期間，國內新設廠礦萬元以上資本的就有209家，總資本約7525萬元，紳商階層由此形成。

隨著紳商的崛起與其經濟利益及社會地位的提高，他們開始把目光投射到政治領域，希望參政議政甚至執政，更多地涉及國家的政治事務。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代表紳商利益的團體——立憲派集團應運而生。

就國內立憲派集團而言，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人物是張謇。這是因為在20世紀初葉的國內政壇上，他是一位對傳統政治結構的現代轉變（建立君主立憲政體）起過真正的重大促進作用的人物。而其他一些著名人士，如梁啟超、康有為等，當時一直在國外從事輿論宣傳活動，其影響力在國內並不算大。張謇作為東南各省眾望所歸的士紳領袖，因為甲午戰爭與戊戌變法的連續打擊，對於政治頗有灰心之感。清末新政初期，他對政治的改革並不抱有多麽大的希望。但是，隨著紳商階層地位的提高與經濟利益的需要，張謇決定一改初志，積極投身到清末立憲運動的行列之中。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以前，他對立憲的期望並不是特別的急切。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抵制美貨運動興起之後，他方才意識到條件已漸趨成熟，對立憲的熱情和信心因此大增。經過反復奔走、勸說，終於促成直隸總督袁世凱、兩江總督周馥、湖廣總督張之洞（當時三位在全國最具影響力的地方總督，跟張謇均有私人關系）聯銜上奏，請定12年後實行憲政。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底，張謇進一步與上海名流人物倡議成立了國內最早、最大的政治團體“預備立憲公會”。不過，此時的張謇仍然主張“得尺則尺，得寸則寸”的緩進方針。此後，隨著時局的迅速變化和國內各階層立憲要求的日益高漲，張謇改變了原來的緩進策略，先是在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初代表“預備立憲公會”，要求清政府“以二年為限”召開國會，接著又連續發動了三次轟轟烈烈的大規模的國會請願運動，請願的規模一場比一場大，要求一次比一次急切。在政治動員的高潮中，紳商們對政治改革的期望值迅速躥升，已經成長為中國政壇上一支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