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地方勢力膨脹之惡果（第2/3頁）

實際上，清末崛起的北洋集團與淮系集團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其領袖袁世凱原本就是李鴻章早年派往朝鮮的一名淮軍官僚。在李鴻章的支持與庇護下，袁世凱才迅速發達，博得了知兵、諳練外交的名聲，才參與小站練兵。新建陸軍的大多數官佐也都來源於李鴻章創辦的北洋武備學堂。北洋集團被人指為“淮軍余孽”，不是沒有一定道理的。李鴻章給袁世凱留下了豐富的遺產：淮軍余部、有經驗的官吏、大批的路礦電輪企業以及打下的與列強交往並獲得列強認可的局面。更重要的是，淮系的衰落使清政府頓然間手足無措，多年養成的依賴心理與習慣一時難以適應，所有這些都成為袁世凱為首的北洋集團急劇發達的條件。袁世凱乘此時機，短短數年，以軍事力量為後盾，由溫處道而直隸按察使而山東巡撫，由山東巡撫進而升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不久又另兼八大臣之職，最後一直升任到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的位置，很快成為權傾朝野、傲視天下的人物。他不失時機地拉攏其他王公大臣，到處安插親信，網羅各方面的“人才”，練兵籌餉，結成了以袁世凱為首的、以北洋軍為支柱的北洋封建軍事官僚集團。

湘、淮集團開創的局面為北洋集團所享有，這是北洋集團得以順利發展、急劇膨脹的一個重要條件。近代著名軍事家蔣方震說過：“湘軍自鹹豐二年（1852年）辦團練始，迄光緒六年（1880年）左宗棠大定回疆，為時蓋三十年，自是以還，湘軍之事業無聞焉。淮軍自同治四年（1865年）曾國藩陳湘軍暮氣不可用，薦李鴻章自代，遂以李節制各軍，迄於光緒二十年（1894年）甲午之敗，為時亦三十年，自是以還，淮軍之事業無聞焉。小站練兵始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五年而小成，十年而大成，今功名之盛，較湘淮軍有過之而無不及也。明乎遞嬗之跡，以其時考之則可矣。”[4]湘系、淮系、北洋系構成了清末歷史上導致中央政權結構不斷削弱並最終被打破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鏈條。正是這個鏈條，最終束縛並絞殺了大清王朝。

湘軍集團在撲滅太平天國以後，雖然沒有公開與中央分庭抗禮，但是，太平天國以後督撫專權的局面已經形成。相當部分的地方政權重新組建，軍事色彩也非常濃厚。而且，隨著官僚階層內部的分化和清政府對外的無能，這種督撫專權、內輕外重的局面不僅沒有削弱，反而有不斷增長的趨勢。曾國藩死後，湘軍及其後繼淮軍集團，已經控制了許多地方的督撫大權。尤其是淮系集團領袖李鴻章開府北洋，20余年，用人籌款，一切便宜行事，“廣設局所，大興洋務，天津一隅，遂成藩府專制之局，而朝廷不敢詰也”[5]，更是對以後的政局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隨後，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分別控制直隸總督、兩江總督、湖廣總督大權達十數年之久，並左右清廷的內政外交，成為清政府最為倚重的地方實力派。到光緒末年，朝廷一兵、一卒、一餉、一糈，都不得不仰求於督撫。而為督撫者，又都各專其兵，各私其才，唯知自固疆圉，而不知有國家，故康有為至以當時十八行省，比於十八小國。[6]“官吏之視總督，若實封斯土者，凡所建議，莫敢支吾。”[7]“督撫一喜怒而百城皆風靡；督撫一去留而屬吏半更新”[8]的局面，使中央“什麽事都辦不成。外務部正式許諾過的事，各省竟斷然拒絕照辦……外省反對朝廷似乎日漸激烈。前途如何誰能意料[9]”？八國聯軍進攻北京時，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等地方督撫竟敢公然拒不執行朝廷命令，對中央政府的呼救置之不理，卻與列強各國達成默契，宣布東南互保，使東南地方保持既不傾向政府又不傾向列國的中立，這種寧肯置中央於不顧，也絕不開罪於列強的做法，從未有過。督撫專權到了如此地步，中央政治權威的社會控制功能已經遭到直接的破壞，中央集權實際上已經名存實亡。

關於清末督撫專權的問題，孫中山在當時就看得十分清楚。他在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撰寫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論》一文中即以江楚兩處為例指出：“湖廣總督治內土地十四萬余哩，人民五千五百萬有奇，兩江總督治內土地十五萬七千余哩，人民六千五百萬有奇，兩總督於治內有無限之權，稅可自征，兵可自練，已儼然一專制之君主矣。”[10]清末著名禦史趙炳麟也認為：“各省封疆自為風氣，爵賞廢置，生殺予奪，為所欲為，司道以下感恩私室，各樹黨羽，暗竊朝權。”“天子號令不出一城。”[11]揆諸史實，這些都不屬於聳人聽聞的無稽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