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變局前之政治秩序

一、清廷政治權威之形成

長期以來，清王朝的政治權威是建立在軍事鎮壓與傳統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秩序基礎之上的。依靠軍事統治和傳統的政治文化與政治秩序，清王朝成功地在全國建立了自己的政治權威。

《清史稿·兵志》中說：“有清以武功定天下。太祖高皇帝崛起東方，初定旗兵制，八旗子弟人盡為兵，不啻舉國皆兵焉。太宗征藩部，世祖定中原，八旗兵力最強。聖祖平南服，世宗征青海，高宗定西疆，以旗兵為主，而輔之以綠營。仁宗剿教匪，宣宗禦外寇，兼用防軍，而以鄉兵助之。文宗、穆宗先後平粵、撚，湘軍初起，淮軍繼之，而練勇之功始著，至是兵制蓋數變矣。道、鹹以後，海禁大開，德宗復立海軍，內江外海，與水師並行，而練軍、陸軍又相繼以起，擾攘數年，卒釀新軍之變。”[1]很明顯，依靠強大軍事力量建立起來的清帝國，帶有明顯的軍事統治的性質。另外，從兵制上也體現出清廷以滿洲貴族為核心，加強對以漢族為主體的廣大民眾統治的民族壓迫色彩。

清代的正規軍是八旗和綠營。八旗兵包括滿洲八旗、蒙古八旗和由入關前降清明軍組成的漢軍八旗，共20余萬人。八旗兵兵籍世襲，占有圈占的土地，不同於一般軍隊，是享有一定封建特權的軍事集團。入關後，八旗仍沿用以旗統兵的建制，分為“禁旅八旗”和“駐防八旗”兩種，但已不歸旗主所有，而直屬國家指揮調動，構成清朝軍隊的骨幹。禁旅八旗接近10萬人，負責守衛宮廷和京師。駐防八旗10多萬人分布於全國各軍事要地。綠營兵是入關後清政府招募和收編的漢族地主武裝，以綠旗為標志，約60萬人，配合駐防八旗屯戍全國各地。駐防地方的綠營兵要受駐防八旗監視、控制，綠營中的重要官職規定為滿官缺，必須由滿族將領擔任。八旗兵的訓練、裝備、兵餉待遇都遠比綠營兵優越。八旗和綠營正規軍直接歸皇帝統轄，不另設統一指揮全國軍隊的統帥。所有軍隊調防均須向皇帝奏報，各級武官的任命亦須經皇帝批準。皇帝直接通過軍機處控制軍隊，比起歷代皇朝軍權更加集中。除正規軍外，尚有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士兵、西藏的番兵等地方武裝，漢族地區則有當地招募的鄉兵團練。一般戰事結束，團練即告解散，並非正規軍隊。清中期後，八旗和綠營已經腐敗虛弱，清廷主要依靠鄉勇的力量來鎮壓人民起義，團練逐漸演變為正規的“勇營”。

雖然清政府是在大規模軍事征服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軍事統治是其政治控制的一個顯著特點。但是，眾所周知，清王朝政治權威的建立僅限於此是遠遠不夠的。這是因為，政治文化是政治體系中人們對政治態度的反映，是政治行為的基礎。儒家思想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也是影響中國傳統政治的基本觀念形態。長期以來，儒家的政治思想對於穩定中國政治秩序，滿足中國人的政治認同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這一點，在中國歷代政治中顯得尤其突出。

儒家的政治思想具有濃厚的人倫道德色彩。在政治生活中，它關注的不是每一個具體的人，而是人與人之間的義務與互助的關系；它強調個人是社會關系中的一員，應遵守他在社會關系中所承擔的角色和規範，即所謂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2]。儒家認為，君民之間、君臣之間的關系如同家庭中的父子關系一樣，雙方都應該自覺維持共同的禮儀秩序。對於臣民，君主應該像父母對待子女那樣實行道德教化，“以政為德”，“道之以德，齊之以禮”[3]。對於君主，臣民應該像子女對待父母那樣表示絕對的恭敬忠誠，所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4]。儒家這種人倫的政治思想之所以能成為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有其廣泛的社會基礎。傳統中國是個家族取向的社會，家族不僅是傳統社會的基礎，也是傳統社會中個人一切活動的中心。個人的存在以家族的存在為前提，個人的發展也以家族的發展為目標。維持家族生存，主要是依靠倫理道德關系，所以，家族特別強調倫理道德秩序與責任分配的關系。在家族所有關系中，最重要的是父子關系，父對子要仁慈，子對父要忠孝。由父子的人倫關系組成了家族，由家族的人倫關系，又組成了社會和中國人眼中的“國家”。儒家將家族的人倫關系政治化，提出了忠孝合一、家國合一的人倫政治思想，同時，儒家的這種政治思想又通過家族制度不斷地社會化，從而演變成為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

正是在這種濃厚政治文化的基礎上，清政府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權威。一方面，它繼續推崇和利用儒家政治思想，任用大批漢族儒生，極力改變異族征服者的形象；另一方面，清政府又仿效秦漢以來中國的君主官僚政體，建立了一套更加適合自己統治的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