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士大夫階層（第3/8頁）

請大家換位到王安石的角度來想事，不說這份詔書裏指責的罪名成不成立，只說司馬光前後兩次的要求扭曲到了什麽程度。

上一次，司馬光寫私人信件要王安石退位。這一次，以國家公文形式要王安石出來辦工。老大，你真神仙，到底要我怎麽做啊？！

有人會說，王安石不該生氣。兩次有區別，上一次是司馬光自己的意思，這一次是替皇帝說話，所以前言不達後語，也沒什麽奇怪。

不，細想很卑劣。

第一他可以不寫，宋朝的兩制官有權不寫自己認為有錯的詔書；第二，他寫時為了泄私憤加重了語氣。弄得後來神宗得替他擦屁股，請王安石出來繼續變法時，得親自道歉。

——“詔中二語，乃為文督迫之過，而朕失於詳閱，今覽之，甚愧！”

堂堂一國之君，以官方文件向臣子道歉，這是兩制官的奇恥大辱，換誰都得自動辭職。司馬光不，他寫得非常來勁，還要繼續。神宗實在沒辦法了，派人通知他，你現在是樞密副使了，主管的是軍事，這些民政條例與你無關，趕快閉嘴。

司馬光仍然不，臣現在還沒去上任，還是翰林學士，這是份內的事。

結果王安石出來上班，第一件事就是代表政府同意了司馬光的辭呈（慣例，上任前先推辭），把他的兩府之夢打碎；第二件事才是向反對派大反擊，以制置三司使條例司的名義駁斥這段期間反對派的種種言論，向全國顯示自己的合法地位。

從這時起，到熙寧四年年底，近一年半的時間裏，宋朝發生了數不盡的爭吵，無數的官員浮沉升降，各種新舊法的頒布廢除，總之亂得跟一大堆亂麻一樣，不過經過精心梳理，還是能找出一根貫穿始終，為什麽當年一定是這樣發展的而不是那樣形成的主線。

青苗法的成敗是變法派與反對派勢力消漲的一大分界點。從這時起，司馬光被壓制在兩府高官之外，韓琦的權力萎縮到大名府一城之內，稍後一段時間，歐陽修也退休回家，徹底休閑。開封城內能叫得響的仁、英兩朝名臣，只剩下了一個人。

文彥博。

這個人在仁宗朝顯示了足夠的強硬，在英宗朝隱忍得非常成功，剛柔兩方面都修煉到一定程度之後，他在神宗朝的表現非常微妙。他再也不會喊打喊殺不可一世了，但是發揮的功能，卻比韓琦這次正面攻擊青苗法更加成功。

搞掂這些名臣，王安石的日子沒有變得好過，而是突然間陷進了暴風雨一樣迎面砸來的板磚裏。這次的打擊和名臣們用聲望，用經驗，用各種有風度有面子的方法，通過皇帝來打壓王安石完全不一樣了，這些人是什麽話都敢說，說什麽都合法的。

宋朝的台諫官們。

這一批的台諫官是英宗死後，重新提拔上來的，非常符合韓琦、司馬光、歐陽修等人的審美觀點的人。他們來自五湖四海，都擁有同一個奮鬥目標。那就是神宗朝以前的宋朝是完美的，是和諧的，是只適合微調，絕不能大動修改的，王安石你是錯的！

名臣們倒了之後，他們提出各種疑問，其中最鮮明、最經典的一句是——以前認為是好的，現在都變成壞的了。像韓琦、司馬光等等公認的仁人君子，難道突然間都變成了奸邪？一個例外的都沒有？！

這句話對沒有改革經驗的神宗皇帝打擊非常大，剛剛緩過來的改革熱情差點再被澆濕，其實別說是他，就連後來千百年間的歷史學者們也同樣被震撼了。是啊，難道都變質了？一個好的都沒有？

從宏觀上看，根本不可能嘛。

於是王安石的作法，新法的功能，鬥爭的正確與否都被畫上了問號。其實這非常簡單，現代知識告訴我們，判斷任何事物都要有一個參照物。比如你在散步，相對於靜止的花園樹木，你是動的。和與你同速行走的朋友，你們又都是靜止的。

同樣的道理，韓琦等名臣是君子，那是相對於舊時代，和呂夷簡等“奸邪”來說。到了神宗朝，新法變動時，他們不和時宜了，不是奸邪、絆腳石是什麽？

很簡單的問題，可是宋朝當時的言官們看不清，或者利益相關，懂了也不說。後來的史學家們看不清，尤其是近現代的人還這樣說，悄悄地講，那也沒什麽奇怪，世界上永遠有階級存在，永遠圾士大夫的同族人生存，歷史作為一門學問，總是會成為工具，被一代代的人所利用……

簡短節說，在半年的時間裏，孫覺、李常、張戩、王子韶、呂公著、程顥等台諫官被貶出京城，趙抃這位追求風度的副宰相辭職到杭州當官，司馬光也被罷免官職，出任永興軍。首相曾公亮也以年老辭職了。

至此，變法派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可是後來的敗因也在這裏深深地種下了。提問，在雙方對立的局面下，把敵人都趕到下面去，是個理智的做法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