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朱元璋：心理咨詢記錄（第4/8頁）

李淑妃是太子朱標的生母，為人明敏，據《西園見聞錄》、《明史·李淑妃傳》載，此人“事上有禮，撫下有恩，遇事有斷，內政悉委之”，可謂是患者的“賢內助”，在馬皇後去世後代理皇後職責。患者四子朱棣為謀帝位，曾拉攏利誘她，她委婉謝絕：“妾備位嬪妃，所任者，浣濯庖廚之責也，儲位大事，非妾所知。”此事被朝中傳為佳話。

洪武三十年（1397年），患者得了一場大病，以為自己將去世，因擔心歷史上母後臨朝的事重演，把李淑妃的哥哥叫來，叫兄妹相見，說：“你跟隨我幾十年，朝夕在左右盡心盡力，所以叫你們兄妹相見，盡盡骨肉之情吧。”李淑妃明白這是賜自己死，遂上吊自殺。患者撫屍而哭，對其兄說：“朕不是不知道你妹賢惠，只是人心難測，擔心她日後會演武後之禍，只得強抑自己的感情這樣做，以為朕寡恩薄德，此為天下也。”

在他看來，任何親人、朋友，都不過是事業的工具。他為自己能戰勝兒女私情，實行鐵血手腕而十分自豪，認為這是自己不同於平庸的常人的地方。

由於天賦較高，又極為投入，患者在事業上取得巨大成功，因此助長了其自大的傾向。

實際上，在他的舉動中，有許多明顯的矛盾之處，他自己意識不到，別人也不敢指出來。這反映出他的一貫正確意識不可挑戰。比如他制定的《大誥》，一篇之中，對同一種犯罪的處罰往往前後不一。如《大誥續編》第十二條規定：“非朝廷立法，閑民擅當幹辦名色，官民皆梟於市。”就是說，基層政府擅自任用普通百姓為官吏，任用者與被任用者皆斬。第十六條又規定：“濫設無籍之徒當幹辦人，並有司官吏，族誅。”同一罪狀，又上升為族誅。第六十二條則規定：“私下擅稱名色，與不才官吏同惡相濟虐害吾民者，族誅……有司淩遲處死。”又不同於前。有些規定，則任性而為，幾乎無法執行。如，為了革除官吏擾民，禁止官吏下鄉，規定凡有“違旨下鄉，動擾於民，許民間年高有德耆民率精壯拿赴京來，處以極刑”。而官吏如不下鄉，許多政事則根本無法辦理，下情不能上達。對此，解縉上書說：“國初至今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可謂說出了別人不敢說的心裏話。總而言之，錯全在他人，對總在自己。這就是患者的自我認識。

4.嫉妒心強，不願看到別人比自己成功，比自己幸福。

從患者的行為推斷，他特別痛恨那些家庭生活幸福的官僚地主。這既與患者早年經常受富人欺壓有關，同時患者可能認為自己雖然高高在上，但是生活中充滿焦慮、煩惱，整日勞心，沒有什麽樂趣可言。患者個性刻板，沒有什麽興趣愛好。年齡大了，身體每況愈下，覺得生活越來越枯燥灰暗，而那些官僚地主整日豐衣美食、絲竹管弦，活得尤為滋潤，所以心中特別不平衡。因此，在歷朝歷代中，他給官員的俸祿最少，對官員最為刻薄。如果官員們只拿他規定的工資，那麽連溫飽都解決不了，而貪汙一旦被發現，則會受到最可怕的懲罰。

患者稱帝後的歷次大屠殺，不僅是因為“迫害妄想”，也是想踐踏他人的幸福。他對富人有一種天生的敵意。江南首富沈萬三，因要效忠新朝，捐款修了三分之一的南京城墻，患者因嫉其富有，毫無道理地沒收沈氏的全部家財，發往極邊充軍。借四大案，隨意牽連地方富戶，僅僅吳江一縣就有千戶地主被抄家流放。《明史》形容為“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吳寬《匏翁家藏集》則載，有的地方，因為族誅過多，“鄰裏殆空”，“一時富室或無一存焉”。

另據《明太祖實錄》，患者最看不慣那些懂得享受生活、有能力享受生活的人。有一次，聽說京衛將士閑暇飲酒，他就將他們招來訓斥一通：“近聞爾等耽嗜於酒，一醉之費，不知其幾，以有限之資供無饜之費，歲月滋久，豈得不乏？”他對青年人下棋、玩球、吹簫、唱曲異常痛恨。《大誥》載，他曾頒旨，令在京但有軍官軍人學唱的割了舌頭，下棋、打雙陸的斷手，蹴圓的卸腳，做買賣的發邊遠充軍。府軍衛千戶虞讓男，故意違犯，吹簫唱曲，將上唇連鼻尖割了；又龍江衛指揮伏臾與本衛小旗姚晏保蹴圓，卸了右腳，全家發赴雲南。

5.對挫折和遭人拒絕過於敏感，對極小的侮辱、傷害不寬恕，耿耿於懷。對他人的過錯不予寬容，為人固執。

患者屠殺官吏富民可以解釋成是對早年生活中所受侮辱、傷害的報復。

患者從其事業早期就極端強調紀律性，立法嚴苛，許多規定不合情理，錙銖必較，對違犯者毫不寬容，達到讓人難以理解的程度。患者規定妓女只能穿黑色衣服。一次，他宴請即將出征的傅有德，讓大將葉國珍陪他。席間，葉國珍讓妓女穿上雜色衣服，患者大發脾氣，叫壯士把葉國珍抓起來，同妓女一起鎖在馬廄裏，並削去妓女鼻尖。葉國珍說：“死則死，何得與賤人同囚？”患者說：“爾不遵我分別貴賤之令，故以此等賤人辱之。”後來患者下令打了他數十鞭，“發瓜州做壩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