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光緒：被“帝王教育”敗壞的人（第7/18頁）

皇帝把情況匯報給了太後，太後沒有立刻表態。對於皇帝親政五年以來的表現，太後是基本滿意的。皇帝恪守成例，處理政事很有條理，越來越讓人放心。退休以來，安逸的生活讓太後的政治熱情有所消退。特別是進入光緒二十年（1894年）以來，她的全副心思都用在準備自己的六十大壽上了。執政這麽多年，她居然從來沒有好好給自己過一個整生日。如今她終於可以放手國事，一門心思給自己找找樂子了。她沒時間來弄清這一事件的來龍去脈，她對皇帝說，你自己看著處理吧！

七

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像皇帝那麽樂觀，比如北洋海陸軍最高統帥李鴻章和他的部下。

其實早在二十年前，李鴻章就已經清醒意識到，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必將成為中國最危險的敵人。《李文忠公全集·奏稿》記載，早在1874年，就是光緒成為皇帝前一年年底，他就曾在一份奏折中提到：“泰西雖強，尚在七萬裏以外，日本則近在戶闥，伺我虛實，誠為中國永遠大患。”他所組建的北洋海軍，十分明確地把日本作為假設敵：“今日所以謀創水師不遺余力者，大半為制馭日本起見。”

對國際事務頗有了解的李鴻章十分清楚這個小國二十年來的發展變化。日本國的海軍這些年來擴張神速。而大清的海軍自從建成後，就沒有怎麽更新。從軍事實力上說，日本絕不落下風。特別是在成功的政治改革之後，日本國的國家效率、戰爭動員能力等綜合國力已經遠遠超過中國。基於這種判斷，李鴻章提出了“避戰求和”的建議，他建議皇帝主動從朝鮮撤軍。如果避過此戰，中國就可以獲得一個戰略機遇期。在實力充足之後，再與日本交鋒不遲。

後來的事實證明，李鴻章這一建議是整個中日戰爭中最高明的一個主張。如果這一建議得以采納，那麽日本挑戰中國的時間表就會被大大延後。

然而，對於這個建議，皇帝認為簡直荒唐可笑——堂堂大清，一遇小小外夷的挑戰，就主動示弱，成何體統！皇帝毫不留情地批駁了李鴻章。皇帝說，主動撤軍，有失大清的體面，必不可行。他指示李鴻章抓緊一切時間，整軍備戰。

八

戰爭是一個放大器，它可以清晰地全面展示一個人的素質。

在親政後的第一個重大決定中，皇帝暴露了他知識儲備的嚴重不足。雖然已親政五年，然而他對國際事務，特別是對近在咫尺的這個鄰居，仍然是驚人的無知。對於一個近代國家的領袖，這無疑是致命的缺陷。

問題就出在他那被認為是非常成功的帝王式教育上。

1919年，當溥儀的英文教師莊士敦走進這座宮殿的時候，他的第一個感覺是時光倒流：“1919年3月3日，我第一次進入紫禁城。莊嚴肅穆的神武門，將我引進了一個空間與時間上與外界迥然不同的世界。通過這道城門，使我……從20世紀的中國倒退回了其歷史可追溯到羅馬帝國之前的古老中國。”在高大的門洞之外，是生機勃勃的喧鬧的城市，而在門洞之內，卻是沉寂、荒涼得像時間被鎖住的另一個世界。在《紫禁城的黃昏》中，莊士敦這樣回憶道：“位於紫禁城深處的這些宮殿，與中國的共和世界在空間上相距不啻萬裏之遙，斷非數百步之隔，在時間上相距無異千年之久，絕非共處同一時代。”

厚厚的宮墻阻擋了時光的進入。雖然外面的世界日新月異，變化可謂一日千裏，紫禁城裏卻還充斥著康熙、乾隆年間的空氣。如果說光緒時代，中華帝國與西方世界存在著幾百年的時差，那麽紫禁城內外，同樣存在幾十年的時差。雖然出生在“鴉片戰爭”爆發三十一年之後，雖然在他出生前四年已經有中國政府考察團遊歷歐洲，雖然在他七歲的時候，中國已經派出了第一批留學生，但是光緒皇帝接受的教育完全是傳統的。他的教科書與歷代皇帝毫無二致，不過是《帝鑒圖說》、“十三經”、《聖祖聖訓》之類的“帝王之學”。

按照時代的需要衡量，皇帝的教育其實是非常失敗的。他的頭腦中除了四書五經、“聖賢心法”，空無一物。他對世界大勢缺乏了解，甚至連那些西方國家叫什麽名字都不甚了了。因為在傳統政治教科書中，那些都是無關緊要之事，唯一重要的是“聖人之道”。老師說，只要掌握了聖人之道，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宮廷教育對他的影響還不止於此，他還是高分低能的典型。《瀛台泣血記》的作者德齡在敘述她經歷的宮中生活時寫道：“一個人只要在皇宮裏住三五年就會變得愚蠢。”她指出，那是一個與世隔絕的地方，與外界絕少交流，見聞極為有限，生活極為刻板，極端迷信神權、迷信皇權，無形中造成一種凝固的空氣。即使是一個天資高的人，也會被束縛得失去聰明。在《我的前半生》中，溥儀描繪這種感受時說：“如果不是老師願意在課本之外談點閑話，自己有了閱讀能力之後看了些閑書，我不會知道北京城在中國的位置，也不會知道大米原來是從地裏長出來的。當談到歷史，他們誰也不肯揭穿長白山仙女的神話；談到經濟，也沒有一個人提過一斤大米要幾文錢。所以我在很長時間裏，總相信我的祖先是由仙女佛庫倫吃了一顆紅果生育出來的，我一直以為每個老百姓吃飯時都會有一桌子菜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