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家 境（第2/4頁）
的這支洪氏族人，祖上在宋代遷至靠近福建的粵省東北，主要集中在梅縣（這是客家人的重鎮，至今猶然），不過也有一些族人散居各地11。洪火秀的四世祖遷至花縣這不為人知之地，此舉確是大膽，因為花縣不像梅縣是客家人生活和語言的中心。花縣一帶雖然很繁榮，盛產稻麥、大麻、大豆、各類蔬菜瓜果、酒、蜂蜜、食油、魚蝦家禽等12，但洪氏族人即使想來此墾荒，也不太可能找到一整塊地來耕種，所以無法整族遷徙，而必須零星行動。由於土地已有當地人定居，而且客家人風俗有別於漢人，在華南許多地方並不甚受歡迎。但即使客家人受到孤立，也透過方言紐帶繁衍生息，團結一致。若有媳婦從外村嫁過來，操的是其他方言，那也不得不學說她夫家的話，所生的孩子自然也是如此13。
從17世紀洪家南遷，到洪火秀趕考這段期間，花縣的洪氏家族還沒有人中過府試。據洪氏族譜記載，洪火秀的父親很受地方尊敬，排解鄰裏糾紛，但他的房舍卻是不勝簡陋：它位於從水塘往後數起第三排屋子的西端，中間是通風良好、頗為寬敞的客堂，客堂前有一小塊空地，兩旁是家人住的廂房，全是泥地土灰墻及板條瓦頂蓋成的平房14。
官府制定各項儀典，由花縣知縣領縣民履行。開年歲末、季節更替皆在縣廟舉行祭典，而遠在北京的皇帝、太後、太子也是行禮如儀。康熙皇帝欽頒“聖諭十六條”，地方須定期宣講，中考的舉子會同當地文武眾官，在禮樂聲中奉祭叩拜15。“聖諭十六條”經過雍乾兩朝大儒的詮注得以擴充，概括了在各地均應奉行的立身處世之道，宣揚“敦孝弟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和鄉黨以息爭訟，重農桑以足衣食，尚節儉以惜財用，隆學校以端士習，黜異端以崇正學，講法律以儆愚頑，明禮儀以厚風俗，務本業以定民志，訓子弟以禁非為，息誣告以全良善，戒竊逃以免株連，完錢糧以省催科，聯保甲以弭盜賊，解仇忿以重身命”16。
在春秋兩季的祭典上，還要供奉龍王爺（雲雨風雷壇）、土神爺（山川社稷壇）和城隍爺，祈求保佑花縣。每尊神靈的祭品各有其規格，以顯其品位：龍王爺配饗酒四爵、帛四端，土神爺配饗酒三爵、帛兩端，城隍爺則配饗酒三爵、帛一端。不過遇到幹旱，卻是先恭祭城隍爺祈雨。城隍爺也主理冥籍。17
這些神靈關乎社稷安危，因此祭祀多有繁文縟節。至於普通人家到祖墳祭掃祖先，知縣並不聞問。但是那些死後無人祭祀的“孤魂野鬼”，官府是要管的。善心人士會在中元鬼節合祭這些亡靈，給他們燒些紙衣紙褲，供奉果菜酒飯，這叫做“燒路頭”。不過，孤魂野鬼還有可能害人，所以官府會在城北搭建祭壇，由知縣親臨主祭。當地文人曾撰有超度禱文，仍在花縣回蕩：
尚念冥冥之中，無祀鬼神者，昔眾生民，未知何故而歿，其間有遭兵刃而殞命者，有死於水火盜賊者，有被人取財而逼死者，有被人強奪妻妾而死者，有遭刑禍而負屈死者，有天災流行而疫死者，有為猛獸毒蟲所害者，有為饑餓凍死者，有因戰鬥而殞身者，有因危急而自縊者，有因墻屋傾頹而壓死者，有死後無子孫者。18
首任花縣知縣在1686年將這篇禱文刻於碑上以饗亡魂：“虎狼盡遠竄，盜賊永不生，萬姓畢革面，國賦年年足，民心個個善，從此樂堯天，乾坤萬古奠。”19
即便是莊嚴儀典也會因誇張而有損品位，或成了喧鬧場面。1835年，久旱不雨，廣東巡撫不由向城隍爺祈雨的祭典，而以重金懸賞“仙人”或“術士”，無論來自何處、信仰為何，只要能施展法術“驅走”緊鎖雲層的“惡龍”招降甘雨就行。百姓公開嘲笑巡撫此舉，寫了詩貼在城墻上。但是有人自告奮勇前來驅趕惡龍時，眾人還是蜂擁而至。這人自稱是四川來的和尚，法杖朝地裏一插，在巡撫衙門裏的祭壇前站了三天，烈日當空，他臉上卻一滴汗也沒有，也沒有疲倦的征象，祭壇上有一壇清水，旁邊點著長明蠟燭。眾人開始嘲笑起來，突然間，大雨滂沱，眾人才止了笑聲。巡撫為恭謝神靈，令十名婦人在廣州城南門祭宰母豬一頭，燒烤其尾，眾人又訕笑起來。20先旱後澇，不到一個月，疫病四起，百姓將公元2世紀的神醫華佗［譯按：原文作Ying tuo，疑誤］塑像從廣州城正南門的廟中請出，在一群挑選出來的妙齡女子簇擁下，沿街敲鑼打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