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第2/3頁）

自彼時以降，千年盛世的思想和天啟式的信仰始終活躍，而且中外皆然。無論在中國或歐洲，倡導這些信仰的人將之同激進的政治與平權主張相連結，從窮人中吸收到信徒無數，每隔一段時間就率領他們與國家作武力對抗。在中國，從10世紀到19世紀這段時期裏，朝廷常將這類起事歸咎於“白蓮教”的教眾，但其實在白蓮教教眾之間並沒有統一的中心教旨，他們只是一群彼此沖突、相互競爭的宣教和反抗群體9。

在歐洲，宗教改革之後仍有許多支千年盛世派別挑戰羅馬教廷，而且力量更為猛烈。清教徒的理想轉到北美殖民地的沃土，乍看之下找到了建立各種“新耶路撒冷”和“祈禱之城”的完美環境。雖然那些抨擊過分自由和平等的人仍然在為這個世界的末日提出新的時程，並以“聯邦主義者的千年盛世論”（federalist millennialism10），讓《聖經》中《但以理書》和《啟示錄》所展現的世界如在眼前，但是這種理想面對18世紀的現實，勢力已不如從前。這些信仰的力量在19世紀初透過美國浸禮會傳教士而帶到中國，並強化了原先來自英倫三島和中歐的福音派新教傳教士的訊息。到了1830年代初，這些新勢力在華南紮了根，將與中國固有文化一同爭相影響年輕的洪秀全。本書就是要講述這番因緣際會的結果。

我有幸承簡又文的教誨，接觸到太平天國史的各個層面；簡先生是研究這場奇異起義的大學者之一，恩師芮瑪麗（Mary C．Wright）在60年代末邀請簡先生訪問耶魯，以期他能將那部洋洋灑灑的三卷本太平天國史簡寫成一本英文書冊11。我當時雖然很迷太平天國史，但是這二十年我壓根沒想過會去寫太平天國。在大陸，除了簡又文之外，還有幾百位歷史學家和編輯人員在從事太平天國研究，這是因為共產黨當局把太平天國看成社會主義者的原型，他們的經驗可作為革命的借鏡，而且太平天國的失敗也說明：如果沒有紀律嚴明的馬列政黨來領導，這類農民起義不可能竟其功。而且，幾乎所有現存已知的太平天國文獻都已譯成英文，不難找到；我以前以為，太平天國的相關研究都已做盡。

不過，在80年代末，我獲悉在倫敦大英圖書館發現了兩種太平天國文書，共分三卷，是1860年代初在南京印刷的。這些文書記錄了一系列的顯聖，據稱是耶穌和天父傳給世間的太平天國信徒的。承蒙大英圖書館準許，我得以查閱這些文書的原件並制作復本；後來我去了北京，見到了發現這些文書的王慶成，並就其意義作了充分的討論12。我才了解到，這些文書的發現確能讓我們對太平天國有新的認識。

當然也可說，新發現的文書所載的這類顯聖算不上是確切的史料。但是這些顯聖的時間地點是如此精確，而且還細述了幾位太平天國首領及其信徒的舉止，在我看來，這的確照見了這場起義。更有甚者，這些記錄編排清楚，讓我們一窺太平天國兩段關鍵時期：其中一組（據說是來自耶穌）集中在太平天國在廣西山區的成形時期；另一組（據說是來自天父）則集中在太平天國治理南京的頭幾年。這些顯聖也與太平天國史上的許多別的事件有關：在記錄耶穌降凡的那兩卷，在當時農村社會這方面，提供了許多全新的資料；而天父顯聖的部分則讓我們對太平天國史上各個事件與洋人訪問天京之間有何關聯，提供了重要的數據。不過對我而言，這些新文件的用處主要在於照見了洪秀全這個人，它們也有助於我們了解受他感召的信眾，以及洪秀全及其追隨者如何回應那些信眾。我們若想了解這些以救世主姿態出現的領袖如何創建一個可供驅策的實踐基礎，那麽這些問題至關重要。13

以洪秀全為題寫作，我幾乎馬上就意識到，這既是寫經也是寫人，而且寫的還是經文中的經文——《聖經》。我不是專門研究《聖經》的專家，也不敢以《聖經》專家自居，前景一片茫茫。但我曾在幾所每天必讀《聖經》的學校裏讀過十幾年書，我能了解，洪秀全從《聖經》中得到的力量、靈感和使命感是無可否認的，雖然他對《聖經》的反應是那麽的個人化。這有一部分是因為洪秀全讀的是中文的《聖經》，翻譯的人是皈依基督教的中國人，或是住在東南沿海城鎮、略通中文的西方新教傳教士。這些翻譯頗多任意發揮之處，語意含糊、訛誤，原文所無之反意，造就了洪秀全的信念和命定感，卻沒有正式的宗教教育，這讓我倍感興趣14。這等於再次說明了在沒有引導的情形下，傳遞這麽一本有爆炸性的書，是非常危險的，而且也說明了西方對洪秀全的影響有多大；它也助我了解洪秀全最後得到《聖經》時，為何將之據為己有。也因為《聖經》是洪秀全的，所以他想了一段時間之後，覺得可以照自己的意思來進行修改，如此便能以“更純正”的方式把上帝的旨意傳達給信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