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洪秀全和太平天國是中國歷史上最詭奇的人和事件之一。19世紀初，洪秀全生於華南一個普通農家，做過村裏的塾師，當時傳入中國的西洋思想讓年輕的洪秀全深為著迷，其中以某些基督教教義影響他的命運最深（有一群新教傳教士和當地信徒專心把《聖經》和一些闡釋教義的文字譯成中文）。洪秀全剛接觸這個宗教不久，但他的內心有一部分與時代的脈動相契合，使得他對基督教裏頭的一些要素作了字面上的理解，深信自己是耶穌的幼弟，天父交付給他特殊的使命，要把神州從滿洲妖族的統治下解救出來，帶領著選民，到他們自己的人間天堂去。

洪秀全懷抱著這種千禧年式的信念，從1840年代末開始糾集一支“拜上帝教”信徒，到了1850年匯成太平天軍。洪秀全帶領這支軍隊，轉戰華南華中，攻無不克，但也生靈塗炭。1853年年中，洪秀全麾下的水陸聯軍攻占了長江重鎮南京，把那只存在於經文上、出於想象、紮根於土地的社會，創建為他們的太平聖地，並以此作根據地達十一年之久，直到1864年為止——其間有兩千多萬人或戰死、或餓死——洪秀全及其殘兵則死於兵燹饑饉。1

洪秀全及其信徒在一種天啟式的靈視（apocalyptic visions）之中步上這場驚心動魄的大浩劫，其根源可追溯到公元前2世紀。在這種靈視出現之前，許多文明盛行的是不同的信仰模式——在埃及文明、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和印度—伊朗文明中尤其明顯。照之前的這種信仰模式來看，宇宙是秩序、繁榮與黑暗、混亂、毀滅這兩種力量之間脆弱但又僵持不下的平衡。用《奈費爾提蒂預言書》（The Prophecies of Nefertiti）來說，尼羅河的潮漲潮落本身就是這種恒定模式的明證：

赤足過對岸，

欲求水載舟，

奈何河變岸。

岸地將變河，

水流復變岸。2

在當時，死亡被視為沉寂，一種永久的等待，毫無蘇醒的希望。雖然當時可能借著各種厚葬儀式，或是把心力放在生者身上來表達慰藉，但是人死是不可能復生的。在蘇美爾人的《吉爾伽美什史詩》（Epic of Gilgamesh）中，死亡把人帶到了終點：

進此屋者永不可出，

入此路者永不可還，

進入此屋永無光亮。3

但是約自公元前1500年起，被稱為瑣羅亞斯德（Zoroaster，或作Zarathustra）的波斯先知創立了一種信仰模式，我們稱之為“千年盛世說”，向人許諾了一個臻於至善的世界，混沌消弭，和平萬代，由一位不受挑戰的神靈統治沒有改變的國度。4這些信念動人心弦，力量極大，也滲入許多民族的思想意識之中，透過敘利亞—巴勒斯坦各部族，又啟發了傑裏邁亞、但以理、以西結等人做先知式的預言，這些猶太教先知又影響了拿撒勒的耶穌和《啟示錄》的作者。這些經師和先知預見，在新世界實現之前，兩股力量會有一場天啟式的殊死爭鬥，善的力量歷盡艱難之後，終將勝利，而惡的力量則將從世界消失。

中國後來也出現了類似的轉變，而且就我們所知，這個轉變是獨立衍發的。中國人一直接受物質相生相滅的觀念，成於公元前1000年的《易經》是最有名的說明。照《易經》的說法，創造的力量至多“或躍在淵”。若是發生沖突，“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而世間事物如火，“焚如，死如，棄如”5。成於公元前5世紀的《老子》影響後世中國人極大，在書中，相生、相克和天道無常的概念互為補充、相得益彰。老子有言，“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在所有存在形態中，“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6。

這些觀念看似根深蒂固，但也逐漸有所變化，各個文明都有這個情形。《老子》的經文有歧異，含義也差異很大，到了公元2世紀，“太平道”的觀念伴隨著“天師道”的觀念開始在中國生根，便是應經文的歧異而生。這些宗教運動有其救世的成分，企求一個至高的救世主，解世人於災厄，開創太平世道，結束以往的一切。公元2世紀的一部經文中有“僮兒為群……吾自移運當世之時，簡滓（擇）良民，不須自去，端質守身，吾自知之”7。

在公元3世紀到6世紀之間，隨著道教各種門派和傳入中國的佛教相互補充加強，這些天啟式的想法變得越來越明確而強烈。疫病饑荒四起，君主暴虐無道，洪澇時有所聞，在在說明毀滅之日不遠矣。只有少數人在天上救星及其在世間的代表帶領下，才能躲過這場浩劫。大難結束之後，虔誠的信徒聚在一起，共組桃花源，過著安詳和諧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