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數星星的孩子張衡（第6/6頁）

在河間的3年裏，張衡最大的成就莫過於漢賦的創作，雖然當時的東漢帝國遠沒有戰國時楚國那樣糟糕的境地，但是後人總是習慣將張衡的作品《四愁詩》與前代屈原的《離騷》相提並論，而這兩個人物無論是性格還是命運，都在冥冥中有太多的相似之處，一樣的君主昏庸，一樣的放逐，一樣的壯志難酬。不同的是，作為一位自然科學家，張衡比屈原更懂得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道理，也更加的具有實幹的精神，至少他給治下的百姓帶來了一段幸福的日子。“效屈原以美人為君子，以珍寶為仁義，以水深雪雰為小人。思以道術相報貽於時君，而懼讒邪不得通”。這是張衡發自內心的聲音，他比屈原多了一份膽怯和務實，他的命運也成為諸多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縮影。身為一個知識階層，傳統的道德理念總與嚴酷的現實發生沖突，為了實現目的可以不計較手段，為了最終的道德追求可以暫時的犧牲信仰。這是許多封建社會實幹家的悲劇。“我所思兮在雁門，欲往從之雪雰雰，側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路遠莫致倚增嘆，何為懷憂心煩惋”。美麗的詩句裏道出了多少心酸與無奈。太多的夢想像晚秋的菊花一般隨風而落，遇水而流，杜鵑聲聲的悲涼裏，年邁的他縱有翺翔九天的壯志，卻依然不得不面對退潮一樣的悲情。

皇帝始終沒有忘卻這位奪天地造化的智者，縱然他已離開洛陽老遠。順帝永和三年，即公元138年，一場意外事故促成了張衡的回歸，候風地動儀成功預測了發生在隴西的地震，這使皇帝重新思念起了這位智者的種種光輝。而此時的張衡卻已垂垂老也，與《兩京賦》中青春飛揚的豪情相比，他的《歸田賦》更多的透露著消極與無奈。在皇帝招他歸京不久，皇帝就頒發了詔書，允許宦官收養養子，所謂對張衡的重新起用，只不過是對士大夫階層做的一次政治平衡而已。張衡終於明白，所謂政治的理想，治世為公的抱負，是比探索宇宙奧秘更為困難的事情，他可以掌握星空的旋轉規律，預測地震的發生，但是政治的地震與皇帝喜怒的晴雨表，是他永遠無法琢磨的。“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軌模。苟縱心於物外，安知榮辱之所如”。這是張衡經歷了幾十年宦海浮沉後發出的肺腑之語。歸京一年後，在尚書職務上的張衡終於閉上了疲勞的眼睛，他再也不必數星星了。同年四月初八，洛陽城爆發了百年不遇的大地震，這是上蒼對這位智者特殊的紀念嗎？

20世紀70年代，人們將月球背面的一環形山命名為“張衡環形山”，將小行星1802命名為“張衡小行星”。郭沫若曾贊頌他為“ 如此全面發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見”。我想這是對張衡最為精辟的評價了。這樣的評價只能歸中國人所獨有，是歐洲的歷史學家們永遠都無法讀解的。

從另一個意義上說，張衡的“全面發展”，也是中國傳統知識文化體系的一種另類體現。中國古代科學是一種以儒家為主的包容性學說。張衡從本質上說是一個儒者，其次才是一位科學家。東漢時代，中國儒家思想還處於萌芽時期，八股等蒙昧的觀念並未成為文化的主流。詩詞歌賦與自然科學也並非完全的抵觸和矛盾，相反是一個不斷吸納的過程。我們總說中國古代科學只有技術沒有理論，但是事實上，大多數的中國古代科學家都同樣具有深厚的文化修養和儒學的造詣，大多數的科學家也同樣沒有把科學作為終生的追求，卻在無意之中成就了科學家的命運。所謂的死讀書，讀死書，是封建時代發展到清朝時期特有的產物，並非是儒家本身的觀念。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張衡的“全面發展”並非是一個特殊的例子，而是存在於許多中國古代科學家身上的精神本質，更是中國古代科學研究的思想本質。自由和創新的精神曾與儒家的思想道德觀念一樣，深刻的化入我們的血脈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