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漢武帝的錢從哪來（第2/6頁）

更為嚴重的是，西漢帝國這時期也沒逃過封建社會的固有經濟規律——土地兼並問題。隨著經濟的發展，貧富差距不可避免，大量的新富階層開始兼並土地，無地農民日益增多。世人都津津樂道漢武帝執政晚期的農民起義，實際上從漢景帝在位的晚期開始，就不斷發生無地佃農造反的事情。與此同時，西漢特權階層過多，無論是地方諸侯還是功臣勛貴，都享有免稅的特權，更享有在地方上收稅的權力，國家每年的生產稅收，相當程度都落在了他們的手裏。所以，在漢帝國府庫充盈的外表下，掩蓋的是稅收效率低下，國家稅收與貧富分布嚴重脫節的現實，這些現實都是漢帝國的“內憂”，一旦爆發出來，就是國家尾大不掉的腫瘤問題。

人難以想象的是，比起後世的封建王朝，此時西漢帝國的貨幣政策相當不成熟。西漢帝國的貨幣政策，從建國早期就制定得極其粗簡，即使是漢文帝這樣的明君，也做過允許寵臣鄧通私人鑄造貨幣的傻事，後來雖然被漢景帝叫停，但是此時西漢帝國流通的貨幣，可以說五花八門，既有中央發行的貨幣，也有地方諸侯國發行的貨幣。從漢高祖劉邦在位開始，南方的吳國等諸侯國，就有私人鑄造貨幣的權力，後來雖然經過七國之亂，諸侯勢力遭到嚴厲打擊，諸侯的鑄幣權收歸中央，但是諸侯私自開采境內銅山，用以鑄造貨幣的事情屢禁不止。到了漢武帝在位時期，國家貨幣的另一問題就是假幣泛濫。漢朝早期的貨幣外形簡單，容易仿造，外加對山澤礦場限制比較少，不要說諸侯貴族們，就是普通的不法商人，也很容易仿造出以假亂真的錢幣。貨幣駁雜的結果，就是國家對國民經濟控制能力的下降。

所以，當我們說起漢武帝即位早期的政治局面時，必須看到，他繼承的，既有祖先留給他的豐厚遺產，也有一大堆麻煩，漢武帝即位早期的中國，是一個經濟繁榮，生活富庶的中國，同樣也是一個貧富分化日益嚴重，土地矛盾浮出水面，國家對國民經濟的控制力日益虛弱，經濟制度和稅收體系漏洞百出，混亂不堪的中國。這樣的中國，在承平時代，或許還能維持一段時間的表面繁榮，但是如果國家稍有變故，就很可能是國民經濟體系的全面崩潰，漢武帝即位早期的國民經濟困局，其實正是為這一切買單。

所以擺在漢武帝面前的問題，不只是反擊匈奴的戰爭，一統國家的夢想，更重要的，是對國民經濟的全面整合，整合的辦法也只有一個——改革。

二

漢武帝的經濟改革，真正起於公元前120年，改革的動因，最初是為了給公元前119年那場對匈奴的大遠征籌款，屬於“救急”策略，既然要救急，自然就要對準利益最豐厚的部門：鹽鐵。這場改革也有一個名字：鹽鐵官營。

在當時，鹽鐵行業就相當於今天的石油、礦產行業，屬於掌握國民經濟命脈的暴利行業。冶鐵行業自不必說，需求量大，市場穩定，在漢朝休養生息下，完全可以謀取重利。至於食鹽行業，在封建社會，這更是一本萬利的高利潤行業，煮鹽的成本極低，食鹽又是老百姓的日用品，屬於完全的賣方市場，甚至每年食鹽的“定價權”，也都操縱在富商大賈手裏。對於這兩個暴利行業，先前政府所得的稅收極其有限，而且憑此行業致富的富商們，也早與官府甚至地方豪強勾連，有些人本身就是地方豪強，甚至中央的官員，也有人每年從中取得巨額利潤分成。所以多年以來，政府基本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徹底“無為”而治。

到了這時候，“無為”是不行了。這時期漢帝國對匈奴的戰爭連年開支巨大，早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偏偏這一年禍不單行，黃河暴發了百年不遇的洪水，關中地區又遭到蝗災，政府連賑災的錢都拿不出來，甚至只能向長安當地的富戶告貸。如此捉襟見肘的情況，自然要有所動作，利益巨大的鹽鐵業，就成了漢武帝開刀的對象。

開刀的決心好下，怎麽開刀是難題。鹽鐵業利益巨大，上上下下早成了一個利益集團，國家不是我的，可鹽鐵的利益是我的，現在讓我舍小家就大家，你憑什麽？所以上至中央官員，下至各地商人，一旦國家要開刀，肯定會立刻抱成團，誓把“自由經營”進行到底。如此鐵板一塊，不講點方式方法肯定是不行的。

萬幸的是，漢武帝身邊，此時有一個會講方式方法的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桑弘羊。

作為名垂青史的改革家，桑弘羊在當時卻被看成“叛徒”，因為他本身就是商人家族出身。作為從商人體系內走出來的人，他最清楚裏面的門道。早在13歲，桑弘羊就“入侍宮中”，這個人最大的優點就是腦子管用，會算。先是會算賬，大小的財政開支用度，他轉轉腦子就算得清清楚楚，記憶力也好得很，特別是跟數字有關的事物，給他說一遍就過目不忘。漢武帝開始注意他，是在即位的早期，他作為宮中的“侍中”，即漢武帝的“秘書”，能夠清楚地推斷出國家每天各項活動的開支，甚至能夠指出哪些開支可以避免，哪些開支不可避免。比如在閩越國侵擾東甌國，漢武帝發兵幹涉的時候，桑弘羊遠在千裏之外的長安城，卻清楚地推算出前線軍隊每天的財物用度，以及最終的財政預算，事後與實際支出核對，竟然分毫不差，此時的桑弘羊年僅15歲，放在今天，也是一個絕對的數學神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