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明王朝的『高考分區劃線』（第3/3頁）

在“南北榜”事件中，既然朝廷上下對這種現象心知肚明，卻依舊引起軒然大波，使各路朝臣議論紛紛，在案件中相互指摘，推波助瀾，最終釀成各考官的冤案。除卻上面所說的政治目的，還有一個由來已久的問題：中國科舉制度的“南北矛盾”。

說到這個矛盾，還要追溯到宋朝。中國官場向來有“南相北將”之說，但在宋朝，卻完全不是這麽回事。北宋的科舉，素來“重北輕南”，北宋真宗以前，所有的宰相都是北方人，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就曾在宰相堂手書“南人不得坐此堂”。宋真宗後，南方考生得中者漸多，宋朝的文化名士，如“三蘇”等人也多來自南方，到司馬光為相時，又曾設置“分路取士”法，壓制南方考生的錄取名額。到元朝時期，雖恢復科舉，但色目人和蒙古人得到優待，漢人遭到排擠，被打壓的考生，又多為南方人，南北方考生之間的名額之爭，其實由來已久。

明朝建立後，朱元璋在位30年裏，南方學子可謂揚眉吐氣，在歷次科舉中占有絕對優勢。北方學子除了爭奪科舉中極少的名額外，只能通過監生、舉薦等非科舉方式入仕，在官場中也多受壓制。“南北榜”事件的發生，恰好給了諸多北方官員“反攻倒算”的機會。在整個事件中，連篇彈劾考官的禦史們，大多來自於北方，告發張信與劉三吾串通舞弊的，正是河南籍禦史楊道。如此情形，連後來修《國榷》的談遷也感慨：“眾議洶洶，非為公怒，乃為私怨也。”

三

隨著洪武三十年“南北榜”糊塗案的落幕，明王朝“南北分榜”的考試制度也就此確立下來，在其後的時日裏，它不斷被修正，到明朝中期，終變成了“南榜”“北榜”“中榜”（安徽以及西南諸省）的劃分方式。錄取比例也固定在南榜55%、北榜百分之35%、中榜10%。萬歷時期更進一步，在科舉中增開了“商籍”，解除了朱元璋時期對商人子弟應試的種種限制。清朝建立後，也沿用了這個分榜制度。

客觀上講，明朝的“分榜”制度，積極作用確實不少，比如普及文化教育（提高落後地區考生的學習積極性），平衡政治關系，乃至維護國家統一（在少數民族地區推廣科舉制度）等等。而負面作用也不容回避，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對明朝官場“老鄉政治”的推波助瀾。

自“南北榜”劃分之後，明朝官場上的官員關系，除了師生關系外（座師與門生），老鄉關系也呈越演越烈之勢，同期中榜的考生，地域之間的親疏尤其明顯。甚至同榜而出的考生間拉幫結派，也漸成常態。明朝萬歷時期大臣邱瞬就曾總結道：“而今朋黨有三途，同榜而出為其一，座主門生為其二，同年而出為其三。”“鄉黨”關系，反而淩駕於師生關系之上。萬歷末期至天啟初期令後人詬病的“黨爭”，朝中分為“齊黨”“楚黨”“浙黨”相互攻擊，“分榜”制度，確是為其溫床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