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明王朝的『高考分區劃線』（第2/3頁）

該事件以後，明王朝的科舉制度，發生了一次重大的變革。從此明朝的科舉錄取，不再是“全國統一劃線”，相反分成了“南北榜”，即南北方的學子，按照其所處的地域進行排名，分別錄取出貢生後，再統一參加殿式。這個制度不但此後沿用於整個明清兩朝，與今天高考中的“分區劃線”，也有異曲同工之意。

朱元璋用“搞平衡”的辦法處理了這次震撼明王朝的科舉大案，但案件背後的謎團，依然值得深究。

二

深究南北榜案，第一個疑團是：為什麽經過兩次復查，中榜的依然清一色是南方人，究竟是舞弊，還是“巧合”？

解答這個問題，就不得不面對一個現象——中國經濟文化中心的南移。

這個現象，從唐王朝安史之亂時就已開始，到南宋時期則進一步擴大。北宋滅亡後，大批的北方文化精英南逃，使南方文化開始了長足發展。南宋滅亡後，元王朝一度廢除了科舉制，雖然在後期重開科舉，但漢人的錄取比例極其少，科舉出身的官員，在元王朝政府中的地位也極低。長江以北的中原地區，在歷經了金朝、元朝幾百年的異族統治後，無論經濟還是文化，早已大大落後於南方。在元王朝的科舉中，中榜的漢人，也多來自安徽與江南地區。朱元璋起兵平天下的年代裏，彼時中國文化界最富盛名的人物，更是來自於浙江的“浙東四才子”——吳征、劉基、章溢、宋濂。早期創業的朱元璋，也正是因為籠絡到了大量的江南文化界名人，才得以迅速壯大實力。朱元璋的謀士朱升、李善長等人，同樣都是來自安徽與江南等地的才俊。

明朝以前，中國南北方文化教育的先天差距是巨大的，明朝建立後實行的教育體制和考試制度，非但沒有彌合這個差距，相反則繼續拉大。先說教育體制，明王朝的教育體制，早在朱元璋打天下時就確立了，各地的府學、州學、縣學，最早都設立於朱元璋早期的占領地，如安徽、江蘇、江南地區，北方大規模重設學府，普及教育，多是在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北伐元朝之後，無論從師資水平還是開展程度，比起南方都相去甚遠。當然北方並非無人才，山東、山西兩省一直為教育大省。但朱元璋厲行文化專制，明朝早期，北方士子對新政權多持懷觀望態度。朱元璋的幾度文字獄，遇害者大多是北方文人，因此許多名士們隱居山林，對明王朝采取“不合作”的態度。如此境況，明朝早期北方教育遠落後於南方，似是情有可原。

明朝科舉，以“八股文”取士，這種考試方式本身就給南方學子提供了優勢。今人說八股文，多以為是明王朝首創，其實八股文取士，開始於北宋王安石變法，當時王安石革新科舉制度，提出以“經義之學”取士，但對文體無特殊要求，這是八股文的開始。隨著時間推移，對八股文的要求越發細化，其風格特點也日益明朗。明朝科舉的實際制定者，正是“浙東四子”中的劉基和宋濂，其考試規範、考試範圍、考試要求，更適合江南學子。每次開科，南方學子自然“駕輕就熟”。

事實上，從洪武三年明王朝第一次科舉考試開始，南方考生的成績，就一直在北方考生之上。比如洪武三年的科舉鄉試，南方的錄取名額是350人，北方僅有250人。“南北榜”案之前的明王朝6次廷試，狀元清一色都是南方人。而從錄取比例上看，也有南方中榜者逐漸增多，北方中榜者日益減少的趨勢。“南強北弱”的大格局，明王朝上下其實早已心知肚明。

然而饒是如此，為什麽到了洪武三十年，會發生“清一色南方人”這樣的低概率事件呢？而早已“心知肚明”的朱元璋，為什麽會做出激烈的反應？

事實上，科舉考試，從來都不僅僅是一個考試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低概率事件”的發生，以及朱元璋的激烈反應，都與一件政治事件有關——藍玉案。

震動明王朝上下的藍玉謀反案，持續數年，株連人數達到10萬人，其中尤以各級官吏居多。藍玉常年鎮守北方，案件爆發後，因他而遭株連的官員，也多為北方人，其中科舉出身的北方官員甚多。血雨腥風下，許多讀書人甚至視做官為畏途，紛紛逃避科舉考試。其實在這次科考之前，明朝禮部的奏報上就曾說：“今北方士子，應試者減半也。”

作為一個深謀遠慮的政治家，朱元璋自然深懂“恩威並施”之道，在經過了長時間的清洗之後，“威”已施過，選擇合適的機會“施恩”，緩和與北方知識分子間的矛盾，穩固統治，就成了他的必然選擇，而科舉是最好的方式。然而無論是最早作為主考的劉三吾，還是曾質疑劉三吾，後來又受命復核試卷的張信，都是心無雜念的純知識分子，堅持以才學取士，南北考生水平上的差距，外帶二人的公正，就造成了這樣一個匪夷所思的事件。滿朝嘩然之後，朱元璋自然不能承認南北考生水平差距的事實，這樣等於開罪於北方士子，南北榜的出台，也就成了最好的折中辦法，諸位公正的考官，只好無奈地做了替罪羔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