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4章 遊行（第2/3頁）

北國的春天，來得遲，去得早，可謂“春來也無信，春去也無蹤，眼睛一眨，在北京市內，春光就會同飛馬似的溜過。屋內的爐子，剛拆去不久，說不定你就馬上得去叫蓋涼棚的才行。”正因為北京的“春光”稍縱即逝，“踏青”成了雅俗共賞的遊戲。

只是1920年的6月，山雨欲來，絕非表達文人雅興的恰當時刻。

6月4日算得上是個無風的晴天，卻此時的人們，卻總覺得頭上是一片陰雲。六月初，在北京算得上是春暖花香的日子，但人們的愛國熱情，也在這個時候，一天天地高漲起來。

北京的承天門前，正陽門裏大道兩旁的槐柳，被一陣陣和風吹過搖曳動蕩，而從西面中央公園的紅墻裏，卻飄散出來各種花卉的芬芳，假使在人稀風小的時候，也還可以聞到。但在這一天，北京的學生們卻並沒有賞花的“閑情逸致”，在他們的心裏，一心想著的是“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1920年的春天，已經被北京人普遍冷落。突如其來的巨大危機，使得世人的目光，全都轉而投向了承天門前呐喊的青年學生們。

以紅墻為背景而又無意於觀花賞木的約4000名青年學生，正手舉白旗，在那裏列隊示威。學生們有的穿著夏布大褂，有的戴著蒙古式的毛絨帽子，學生中穿長袍的占大多數，也有穿短黑制服的。因為春夏之交的北京的氣候，實在說不準。在北京，春天似不曾獨立存在，如不算春是夏的頭，亦不妨稱為冬的尾，總之風和日暖讓人們著了單夾可以隨意徜徉的時候真是極少，剛覺得不冷就要熱了起來了。盡管大清早雖然還有點微涼之感，到了午間卻已讓人感到煩熱，誰愛穿什麽樣的衣服，此時其實已經無所謂了。

中午以後，天氣漸熱。在這大熱天裏，這些一心一德的四千學生同處於承天門廣場的烈日之下，雖無厭倦之容，卻難免有忿恨之態。

承天門始建於明永樂十五年，是北京皇城的正門。清順治八年重建，此後三百多年，城樓的基本格局沒有大的改變。從承天門到與之相對的中華門之間，即為禦道，兩旁為明清兩代的中央政府機關。即便進入民國，戶部街、兵部街、司法部街等地名，依舊提醒著此處乃是無可替代的政治中心。從皇帝舉行頒詔儀式的神聖禁地，變為青年學生表達民意的公共場所，承天門的意義變了，可作為政治符號的功能卻並沒有變。集會、演講、示威於承天門前，必能產生巨大的社會影響，這幾乎成了20世紀中國政治運作的一大訣竅。地方寬敞當然不無關系，可更重要的，還是因其象征著政治權力。

學生們的行動早就驚動了報刊媒體，當記者們趕到承天門時，學生不過聚集了六七百人。然而過不多久，便有大隊學生手持白旗，紛紛由東西南三個方向雲集而來。

對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這次大規模學生示威遊行的全過程，當時的《京華日報》記者寫下了這樣的記錄：

“法政專門學校代表等大家到齊，學生們便要遊街示眾，叫我們國民也都知道有這種事體。遊街後再到東交民巷英、美、法、意各國使館提出說帖，表示我們的意思。完後還要轉到這裏，開會商議善後辦法。……教育部某司長勸說無效、步軍統領李長泰急忙趕來承天門，立於紅墻之下，勸說學生，學生代表又向李統領婉言曰：‘我們今天到公使館，不過是表現我們愛國的意思，一切的行動定要謹慎，老前輩可以放心的。’各校學生大呼走走。李統領亦無言，旋取下眼鏡，細讀傳單，半晌後對群眾曰：‘那麽，任憑汝們走罷。可是，千萬必要謹慎，別弄起國際交涉來了。’言畢，囑咐警吏數語，即乘汽車而去。學生全體亦向南出發。”

“今日參加遊行的13所學校，處在東西長安街以北的就有8所。北大學生因與前來勸說的教育部代表辯論，耽誤了不少時間，故最後一個到達天安門前。”

“學生的意願，最早的設計，確實就只是提交說帖，表達民意。這一點，從北大學生會所擬的《北京全體學界通告》，可以看得很清楚。學生用白話文草擬群眾集會的傳單，簡單明白，流傳甚廣，現錄如下：”

“現在日本以向我政府借款為名，欲圖管理我國軍事，控制我國金融，眼看就要成功了！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到各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望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就在此一舉了！今與全國同胞立兩個信條道：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欺侮！國家要滅亡了，同胞們！起來呀！”

“此通告雖慷慨激昂，其實沒有采取激烈行動的想法，只是呼籲國民起來關注政府日元借款問題。所謂‘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也只是寄希望於‘國民大會’之召開。相比之下，北大某學生所擬的《北京學生界宣言》，便要激進得多，現錄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