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的英譯本（第3/3頁）

“仁”是孔子思想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如何翻譯，不僅牽涉到語言問題，更牽涉到思想問題，所以歷來眾說紛紜，比較常見的有morality, virtue, goodness, altruism, humanity, true manhood等。蔔德的譯本出版後，像理雅各的benevolence和其他“仁”的譯法一樣，human-heartedness也遭到了質疑，蔔德在《中國哲學史》下冊譯本中改用了love一詞，但同樣不能讓所有人滿意。

曾長期在美國教授中國哲學史的陳榮捷在1963年比較了各種譯法後認為humanity最好（詳見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一書附錄），但當代最新的儒學研究者認為，“仁”在不同的語境中意思是不一樣的，任何一個固定的譯法都無法涵蓋所有的語境，所以他們傾向於直接用音譯ren而不是用英語中現有的某個詞來對應“仁”。（參見1998年版Original Analects：sayings of Confucius and his successors一書）這或許不失為一個平息爭論的辦法。

三

蔔德的譯本出版後，受到國際漢學界的廣泛好評，1937年上冊在北京出版後，著名漢學家魏特夫（Karl A.Wittfogel）第一時間就讀到了，他後來在書評中說：“西方學術界應該感謝蔔德博士將這樣一本書很準確地翻譯了過來。他所做的注釋、索引以及列出的參考書目也是不可或缺的，對閱讀正文起到了很好的幫助作用。”（見 Pacific Affairs， 1941年第4期）魏特夫在書評最後表示非常期望讀到下冊的英譯本。但好事多磨，下冊直到1953年才在美國問世。

上下兩冊出版後，當時旅居美國的胡適很快就看到了，並特別撰文予以評論（見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55年第4期），他贊揚蔔德的翻譯是“非常忠實於原著的上乘之作”（most faithful and excellent job），這應該可以看作是最有權威性的評價了。當然，對於其中的一些詞語，特別是一些重要概念的翻譯，胡適也提出了商榷意見。比如他認為蔔德把“災”、“異”翻譯成visitations和prodigies是不太恰當的，建議使用calamities和anomalies。

在與譯者蔔德商榷之後，胡適把批評的矛頭主要指向了作者馮友蘭。胡適認為馮著中給予道教和禪宗的部分過少，與它們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不相適應。造成這一狀況固然有篇幅的原因，但更重要的還是由於馮友蘭“正統派”的觀點——以儒家為中國思想的正統。作為五四健將的胡適顯然是反對正統派的，早在馮著中文本上冊出版時他就表示過不滿，但那時的讀者還是中國人，現在英文本出版了，讀者擴大到整個西方世界，胡適更加感覺到重申以前觀點的必要。

除了學術觀點的不同，還存在一個學術話語權的問題。胡適在美國的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1922年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後，作為中國人最早的英文哲學著作，一直是西方漢學家的案頭之作。但該書只討論中國古代哲學方法，時間範圍也只與馮著上冊相當。馮著上下兩冊英文本出版後，大有取代胡著之勢。從胡適這段時期的日記來看，他一直希望把自己計劃中的《中國思想史》寫完，並出版英文本或英文簡本。他所計劃中的英文本顯然是以馮著為對手的。可惜胡適成名太早，一生受累，長期雜務纏身，直至去世也沒有能夠完成計劃中的中英文本的《中國思想史》。

馮著英文本出版以來，不僅為西方學者廣泛使用，也成為中國學者研究和教學的重要參考。歷史學家何炳棣在回憶自己早年求學經歷時特別提到他對1937年英譯本的感激之情：“從30年代起，我對英文字匯就相當用心。歷史這門學問的字匯要比其他專業的字匯廣而多樣，但中國哲學、思想方面字匯，英譯的工作困難較大，並非歷史學人所能勝任。所以七七事變前夕，我以15元的高價在東安市場買了剛剛出版的蔔德英譯的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奔波流徙中始終隨身攜帶。沒有它，中國哲學史的字匯英文很難‘通關’。蔔德這部英譯‘傑作’大有益於我在海外的中國通史教學。”（《讀史閱世六十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47頁）15元在當時確實價值不菲，但應該說完全是物有所值。1937年上冊的英文本現在已經難得一見了，好在就正文來看，1952年的版本並無絲毫的改動。對於1937年版上的印刷錯誤和其他不足之處，蔔德沒有在新版正文上直接改動，而是另外列出了一個“修正和增補表”（Revisions and Additions），放在正文之前。這實在是一個聰明的辦法。

原載2012年6月20日《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