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的英譯本

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部名著，也是最早被翻譯成英文的著作之一。馮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談到這本代表作時說：“聽說一直到現在在西方各大學中，講中國哲學史的，都還以這部書為依據。這是因為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新的外文的《中國哲學史》出現。”（《三松堂自序》，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230頁）馮先生說這些話的時候，離《中國哲學史》上冊英文本問世（1937年）已將近半個世紀了。

一

馮著《中國哲學史》分上下冊，上冊（《子學時代》）由神州國光社於1931年出版，1934年上冊和下冊（《經學時代》）全部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該書出版後，不僅受到中國學界的高度評價，也引起了海外學者的關注。隨著英譯本的出現，它逐漸成為西方學者研究中國哲學的必讀書。

馮著上冊的英譯本於1937年由北京的法文書店出版（1952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再版），下冊的英譯本1953年由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前後兩冊的出版時間相隔如此之長，主要是由於戰爭和動蕩的政治局勢。英譯者是美國漢學家蔔德（Derk Bodde）。

蔔德於1930年哈佛大學本科畢業後繼續留校攻讀漢學方向的研究生，1931年他獲得哈佛燕京學社的資助來到北京進修，從此在北京度過了六年時光。蔔德進修的主要科目是中國哲學史，所以一到北京就去拜訪馮友蘭並在清華旁聽他的相關課程。馮先生回憶說：“我在清華講中國哲學史的時候，有一個荷蘭裔的美國人蔔德，在燕京大學當研究生。他的名字掛在燕京，但是來清華聽我的課。那時候，《中國哲學史》上冊，已經由神州國光社出版。蔔德向我建議說，他打算用英文翻譯我的《中國哲學史》，請我看他的翻譯稿子。他翻譯完一章，就把稿子給我看一章。到1935年左右，他把上冊都翻完了。那時候，有一個法國人Henri Vetch（魏智）在北京飯店開了一個販賣西方新書的書店，名叫‘法國書店’。他聽到蔔德有一部稿子，提議由他用法文書店的名義在北京出版。蔔德和我同意了，他拿去於1937年出版。”（《三松堂自序》，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229頁）蔔德的譯序寫於1937年5月18日，離盧溝橋事變不到兩個月。抗日戰爭爆發後，馮友蘭隨清華向內地遷移，蔔德則返回美國，下冊的翻譯工作只得高高掛起。

抗戰勝利後，機會來了。馮先生回憶說：“到1945年日本投降，我在昆明接到蔔德的來信說，他現在美國本薛文尼（賓夕法尼亞）大學，已經向洛氏基金請到一筆款子，算是捐給這個大學。這個大學用這筆款請我於1946年去當個客座教授，講中國哲學史，主要是同他合作，繼續翻譯《中國哲學史》的第二部分。我答應了，於1946年9月到本薛文尼（賓夕法尼亞）大學，繼續翻譯工作。……到1947年暑假，蔔德的翻譯工作沒有完成，但是我的任期已滿，不得不離開。”（《三松堂自序》，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229頁）翻譯工作又一次中斷。

好在1948年秋蔔德獲得了富布萊特獎學金，作為訪問學者再次來到了北京，下冊的翻譯工作再一次得以繼續。當時中國正處於大變局的時代，馮友蘭和蔔德的合作注定還要經歷一番波折。馮先生繼續回憶說：“蔔德住在北京，經過平津戰役，在圍城之中，繼續他的翻譯工作，到朝鮮戰爭爆發的時候，他已經翻譯完畢。他看見中美關系不好，恐怕交通斷絕，就帶著稿子回美國去了。此後音信不通。一直到1972年郵政通了，我才知道，這部《中國哲學史》英文稿，包括以前在北京出版的那一部分，都已經由普林西頓（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於1952年（按：應為1952—1953年）出版。”（《三松堂自序》，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230頁）馮友蘭大約未必知道，其大著的英譯本自出版後不斷重印，到1973年已經印刷了7版。

Habent sua fata libelli——這句拉丁文的意思是說：書也有命運。至於人的命運，則更是風雲莫測。1978年10月，第一個美國學術代表團訪問中國，蔔德是成員之一，據代表團團長余英時記載，“自從代表團組建以來，馮友蘭就是他最想見的人。盡管我們反復要求，但馮從未露面。”（《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頁）直到1980年代馮友蘭走出“文革”陰影，兩位合作者才於隔絕三十年後再次見面。

二

《中國哲學史》本來是為中國學人而寫的專著，現在要翻譯成英文，內容宜乎有所調整。

為了便於西方讀者接受，蔔德在征得馮先生同意後在翻譯中對原著做了一些增刪。首先是在正文之外增加了五個輔助部分：譯者前言、中國哲學家年表、參考書目、索引、戰國地圖。正文中的增加主要是背景知識，有些直接加在正文中，有些則以譯注的形式放在頁下。如講到墨子的時候，蔔德有頁下注雲：“墨子的本名是墨翟，放在很多哲學家名字中的這個子（Tzu）字——如墨子、莊子等等——並不是他們名字，而是一種尊稱，意思是‘墨大師’、‘莊大師’。”（英文本上冊76頁）在講到孟子貴王賤霸的思想時，蔔德的注釋是這樣的：“周朝的統治衰落後，它的權威被一些強有力的諸侯僭越，這些諸侯淩駕在其他諸侯之上，多次召集聯盟會議，就被稱為‘霸’（Pa）。根據傳統的算法，春秋時期共有五霸：齊桓公（公元前685—643）、秦穆公（公元前659—621）、宋襄公（公元前650—637）、晉文公（公元前635—628）、楚莊公（公元前631—591）。”（英文本上冊112頁）除了這一類介紹背景的文字，蔔德也會偶爾就翻譯問題出注，例如關於人性問題，告子有一個重要觀點：“生之謂性”（《孟子·告子上》）；蔔德將這句話譯成“That which at birth is so is what is called nature”，又出一注釋道：“這句話意思含混，是中國哲學文獻中最難確切傳達的觀點之一，關於對它的多種解釋，讀者可以參閱理查茲（I.A.Richards）的《孟子論心性》（Mencius on the Mind）一書的第23至28頁。告子認為人性無所謂好壞，也不牽涉道德問題。他這句話大概就是說人性就是人生下來的時候所具有的性情，其中不含有孟子所說的那種道德品質。關於告子觀點的詳細論說，可以參見本書下文第七章《戰國時之百家之學》中有關告子的部分。”（英文本上冊1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