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倫比亞中國現代文學讀本》中的魯迅（第2/2頁）

從魯迅作品的翻譯史來看，《阿Q正傳》是最早被譯成英文的小說，繼1926年梁社乾的譯本之後，英國人米爾斯（E.H.F.Mills）和在美國任教的華裔學者王際真在1930和1940年代陸續出版了自己的譯本。由於《阿Q正傳》的譯本較多，所以有些選家在考慮選目時，出於平衡的考慮，就會傾向於那些較少被翻譯的作品。夏志清在1971年編譯的《20世紀中國短篇小說選》（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Stories）一書中，一開始選的就是郁達夫的《沉淪》，而完全沒有選魯迅的作品。因為夏志清為該選本定下了這麽一條標準：“不收此前選本中已經選譯的作品，也不重譯已經有英譯文的作品。”（“譯者前言”）魯迅的小說於是沒有選入。

夏志清將自己的這一選本獻給了“中國現代小說翻譯的先驅者”王際真。王際真除翻譯了魯迅的若幹作品之外，還翻譯過張天翼、老舍、巴金等人的作品，1944年他將這些作品結集成《當代中國小說選》（Contemporary Chinese Stories）一書出版，由於此前他在1941年已經出版過專門的魯迅小說選集《阿Q及其他》（Ah Q and Others：Selected Stories of Lusin），所以《當代中國小說選》只收了魯迅的《端午節》和《示眾》兩篇小說——這兩篇是先前沒有翻譯的。

王際真和夏志清這兩位華裔學者都長期執教於哥倫比亞大學，他們主編和參編的四個選本都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由這樣一家和中國現代文學淵源深厚的出版社再次推出《哥倫比亞中國現代文學讀本》完全是順理成章的。這個讀本對於當代西方學術界全面了解和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具有顯而易見的重大意義。

與以前的選本相比，這一新的讀本在小說部分首先收入了魯迅的《呐喊自序》是很有眼光的。這篇重要的文章可以幫助讀者了解魯迅的生平和思想，從而加深對《呐喊》這本小說集的理解。《狂人日記》和《孔乙己》作為魯迅最早的兩篇白話小說，就思想性和藝術性來說，都足以代表《呐喊》的水平，也是無可挑剔的。這裏的問題在於，選者似乎過於重視《呐喊》，而完全忽略了《仿徨》，顯得有些不平衡。我們看以前的選本，基本上《呐喊》、《仿徨》都選，特別是《仿徨》的第一篇《祝福》的入選率也是很高的。夏志清曾指出，就總體而論，《仿徨》比《呐喊》好，他甚至認為“就寫作技巧來看，《肥皂》是魯迅最成功的作品”。（《中國現代小說史》）無論這些觀點多麽值得商榷，《哥倫比亞讀本》中完全沒有《仿徨》的一席之地，我以為是不太合適的。

除“小說，1918—1949”部分有魯迅外，《哥倫比亞讀本》還在“散文，1918—1949”中選了《野草》中的三篇：《題辭》、《秋夜》、《希望》和《準風月談》中的一篇《男人的進化》。《野草》固然可以看做散文，但也可以看做詩（散文詩），其中有些篇章甚至被視為小說，一個眼前的例證是伊羅生編選的《草鞋腳》中就選了《風箏》一文。魯迅優秀的標準散文有很多，我覺得編者完全可以從其中挑選，將《野草》列入散文部分似乎也是可以商榷的。

關於選本，魯迅曾深刻地指出，它們所顯示的，“往往並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選者的眼光。”（《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六）》）他又說：“凡選本，往往能比所選各家的全集或選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冊數不多，而包羅諸作，固然也是一種原因，但還在近則由選者的名位，遠則憑古人之威靈，讀者想從一個有名的選家，窺見許多有名作家的作品。……凡是對於文術，自有主張的作家，他所賴以發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張的手段，倒並不在作文心，文則，詩品，詩話，而在出選本。”（《集外集·選本》）從《哥倫比亞中國現代文學讀本》等幾部中國現代文學選本來考察其“選者的眼光”並加以分析，是一件很有興味的事情，對於魯迅研究界的同道來說尤其是如此。

原載2011年9月19日《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