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克與兩份魯迅英文小傳

姚克（1905—1991）是現代戲劇家、翻譯家，曾和魯迅有近四年的交往。1936年10月魯迅去世後，姚克在悲痛之余，用英文撰寫了《魯迅的生平與著作》（Lu Hsun：His Life and Works）一文，簡要而全面地介紹了魯迅一生的成就。該文很快刊登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月刊《天下》（T'ien Hsia Monthly）第三卷第四期（1936年11月）上，對於西方人了解魯迅其人其作起到了積極的宣傳作用。在姚克看來，魯迅的一生可以用他本人的一句話來概括：“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墳·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姚克把這句話作為整篇小傳的題記。

在此之前，姚克還曾協助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撰寫過一份魯迅英文小傳，刊登在美國《亞細亞》（Asia）雜志1935年1月號上。斯諾1928年來華後，在中國各地采訪並撰寫了大量新聞稿，但在這一過程中他逐漸認識到，光靠新聞報道還不足以呈現中國的全貌和中國人的深層心理，於是從1931年起他嘗試動手翻譯一些現代中國小說，魯迅自然成為他的首選。但是他的中文能力畢竟有限，一個精通英文的中國助手看來是必不可少的。1932年秋斯諾在上海結識了姚克，姚克早年畢業於美國教會創辦的東吳大學，又酷愛中國文學，兩人一見投緣，很快開始合作翻譯魯迅的作品。據姚克回憶，具體的合作是這樣的：“我盡量忠實地翻成‘直譯稿’，再由斯諾把它修改成流暢的‘二稿’，然後我們二人把二稿和原文勘對，逐字逐句地推敲，務求其忠實流暢，兼而有之。”（《從憧憬到初見——為魯迅先生逝世三十一周年作》）二人最初合作翻譯的《藥》完成後，經過接洽被《亞細亞》雜志接受。為了讓美國和其他西方讀者更好地了解魯迅，二人在雜志社的建議下由斯諾執筆撰寫了一份魯迅評傳。既然是傳記，最好附上照片，為此魯迅專門去了一趟照相館，並在1933年5月26日的日記中留下一句記錄：“同姚克往大馬路照相。”魯迅的日記一向簡略，此事更為具體的情況必須看姚克的回憶：“魯迅先生給我們的幾張照片都不夠好，《亞細亞》的編者請我們找一張比較好的；最簡單的方法是陪他去照一張。所以我就和魯迅先生約定，於五月二十六日（一九三三年）到南京路先施公司後邊的雪懷照相館去——並不在大馬路。我和雪懷照相館的東主林雪懷相識，預先言明要攝到滿意為止。他非但替魯迅先生拍了幾個樣子，還拍了一張我和魯迅先生的合影。洗印之後，我從底樣中選了一張最好的，寄到美國去，後來登在《亞細亞》雜志上。魯迅先生逝世後，掛在萬國殯儀館靈堂上的那張大照相，也就是從這張照片放大的。”（《魯迅日記的兩條詮注》）1936年斯諾編輯的《活的中國：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Living China：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出版時收入了魯迅的小傳，但照片沒有同時收入。該書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魯迅的小說”（Stories by Lu Hsun），除了《藥》之外，還有《孔乙己》、《一件小事》、《祝福》等小說，這都是斯諾和姚克合作的成果。第二部分是“其他中國作家的小說”（Stories by Other Chinese Writers），收入茅盾、丁玲、柔石等人的作品。魯迅的英文小傳放在第一部分“魯迅的小說”的最前面。

姚克雖然早在中學時代就讀過魯迅的作品，但一直沒有見過這位心儀的大作家。現在由於協助斯諾進行翻譯工作，姚克有了接觸魯迅的機會。為了得到翻譯和出版許可，他於1932年底給魯迅寫了封信，很快就得到了魯迅的回復。姚克回憶說：“我們冒昧的請求，他竟一口答應了！我還記得他用的是一幅素箋，措辭很簡潔、直爽，也很客氣，但沒有尺牘慣用的客套。這封信後來由斯諾寄給美國的出版社，作為翻譯權的憑據；可惜當時我們沒有影印一個副本，所以《魯迅書簡》給我的信中獨缺了這一封信。”（《從憧憬到初見——為魯迅先生逝世三十一周年作》）根據《魯迅日記》，我們現在只知道這封信是魯迅於1932年12月3日寫的，這是姚克和魯迅直接交往的開始。後來他們又在內山書店初次見面，討論翻譯中遇到的各種問題，時間是在1933年3月。此後直到魯迅去世，他們一直保持著比較密切的交往。魯迅晚年寫給姚克的書信有三十三通之多，是最好的書面證明。魯迅去世後，姚克擔任了葬禮的司儀並參加了“魯迅紀念委員會”的工作。

為魯迅做英文小傳無疑也是紀念工作的重要環節。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姚克這篇小傳中最有價值的部分是記錄了魯迅晚年的幾次談話。姚克喜歡魯迅的小說，為他發表《離婚》後就停止小說創作感到無比遺憾，並以1925年作為魯迅創作的分水嶺，前期以小說和學術作品為主，後期以雜文創作為主。當被問到為什麽停止小說創作時，魯迅回答說：“上海像一只大火爐（furnace），只要在這裏生活，就不可能靜下心來寫小說。我即便能寫出來，恐怕也沒有出版社敢接受。但是這裏用於寫雜文的題材和靈感卻很多，我除了繼續寫雜文、搞翻譯外還能做什麽呢？”魯迅一向主張不硬寫，不寫不熟悉的東西，只幹能幹的事情：“現在能寫什麽，就寫什麽，不必趨時，自然更不必硬造一個突變式的革命英雄，自稱‘革命文學’。”（《二心集·關於小說題材的通信》）魯迅熟悉的是舊式的農民和知識分子，工人、紅軍和新式農民是魯迅所不熟悉的。不寫小說而只從事翻譯和寫作雜文，並不像夏志清所說是魯迅晚年創作力枯竭的“掩飾”和“自我安慰”（《中國現代小說史》），而是他在現有的環境下所能做的最適合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