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正清的漢語學習（第2/2頁）

費正清在這個學校前後學習了兩年，主要是提高口語能力。他後來回憶說：“開始上口語課時，我發覺‘直接法’與布勒克先生的方法不一樣，它是以北京話的四聲開始的，北京話或國語，從前叫做官話，再加上威妥瑪—翟理斯羅馬字拼音法，並以數字表明四聲。我們朗讀ma1，ma2，ma3，ma4，像小學生上課似的。”（《回憶錄》英文本第39—40頁）關於“直接法”（direct method），曾在這所學校裏半工半讀過兩年的韋慕庭（C.Martin Wilbur，後來成為哥倫比亞大學漢學教授）是最有發言權的，他回憶道：“我們用直接法學習漢語。在開始的幾個星期，我們聽不到一句英語，所有的人坐在一個教室裏聽老師慢慢地說漢語，他一邊說，一邊會指著臉上和身體上的器官——鼻子、眼睛、嘴巴、胳膊，或者會介紹人稱代詞——我、他、他們的用法，或者用動作來演示動詞的意思。課後我們有個別的輔導，在一個小房間裏，一個老師對一個學生，幫助我們復習已經學過的東西。這些輔導老師一般年紀較大，而且不會說一句英語。對於我這樣此前沒有學過口語和漢字的人來說，我從這一說話練習中獲益良多。說話對我們來說最難的是記住——不，是內化——每一個多音節字和詞組的發音的聲調。”（《回憶錄》英文本第27—28頁）

在學校學習口語的同時，費正清還在不斷提高自己的閱讀能力，對於他的研究來說，閱讀能力是更為重要的。除了請私人教師進行輔導外，他主要是借助字典——特別是翟理斯的《華英字典》——進行自學。在牛津大學兩年多的時間裏，費正清在漢語學習上的最大收獲就是培養出了一種自學能力，現在這種能力又一次得以發揮作用。

1935年底費正清離開北京時，他的漢語能力已有了很大的提升，而更為重要的是，他完成了博士論文資料的收集和初稿的寫作。1936年費正清獲得牛津大學博士學位，並回哈佛執教。在此後的40多年中，費正清以哈佛為基地，將自己開創的“地區研究”（regional studies）模式推廣到全美，乃至全世界。具有鮮明美國特色的“地區研究”具有三個特點：一是關注近現代中國，服務於現實需要；二是在語言技能之外更強調學術訓練，特別是各種社會科學方法（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等）的訓練；三是在學科分工的基礎上強調跨學科研究。其中第二點是費正清反復強調的。如果說19世紀的傳教士僅僅憑借長期生活在中國、漢語熟練就可以成為漢學家的話，那麽到了20世紀，隨著學科的發展，沒有專業訓練就顯得遠遠不夠了。

1991年費正清去世後，余英時先生在《開辟美國研究中國史的新領域》一文中給予高度的評價：“半個世紀以來，他一直是美國的中國研究的一個重要的原動力；哈佛大學歷史系正式把中國近代史包括在課程之內是從他開始的。他的逝世象征著這一學術領域的一個時代的落幕。”（《西方漢學家論中國》第2頁）其他很多學者也紛紛寫文章，回顧費正清的豐功偉績。在贊美肯定的同時，也有不止一人提到，費正清的漢語水平並不如他的研究和活動能力那麽突出，特別是口語水平比較一般，他也很少開口講漢語，這應該和他早年沒有受過系統的科班訓練有關，當然也是因為他把更多功夫花在了學術研究方面了。英國人常說，懂英語並不等於就懂莎士比亞。在費正清看來，這句話無疑同樣適用於中國的語言和學問。

原載《書屋》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