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籌辦夷務始末》最早的使用者

《籌辦夷務始末》是清代官修的對外關系档案資料匯編，又稱《三朝籌辦夷務始末》，計道光朝八十卷，文慶等編；鹹豐朝八十卷，賈禎等編；同治朝一百卷，寶鋆等編。這三朝《始末》編成之後藏於宮中，均系手寫稿本，沒有刊刻付印。清朝覆亡後這三種稿本連同宮中其他档案均為故宮博物院所有。故宮於1929年開始陸續將其全部影印出版，為學者的使用和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最早知道《籌辦夷務始末》的美國學者是費正清——日後的西方“中國學之父”。他早在哈佛大學讀本科的時候就從一位訪問教授那裏聽說了這套文獻的存在。這位訪問教授名叫韋伯斯特（Charles K.Webster），是英國著名的國際關系史學者。他在來哈佛之前剛剛訪問了中國，會見了包括蔣介石在內的中國政要以及蔣廷黻等一批學者。在1929年初哈佛大學學生俱樂部的一次午餐會上，韋伯斯特介紹了自己的中國之行，特別提到了《籌辦夷務始末》的即將出版，對它的使用前景感到異常興奮，認為這一文獻對改寫中外關系史必將有著決定性的意義。參加午餐會的費正清當時正上四年級，對近代史領域有濃厚的興趣，但對於具體研究哪個國家的近代史，則還在猶豫之中。韋伯斯特的講演使他茅塞頓開，為什麽不研究中國的近代史呢？幾天後費正清去拜訪韋伯斯特，並與他進一步討論了這個十分吸引人的課題，韋伯斯特建議費正清要用外國人了解甚少的中國原始資料來研究中國近代史。1929年秋天費正清前往牛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正式將中國近代外交史確定為自己的研究方向。

韋伯斯特在講演中提到的《籌辦夷務始末》和蔣廷黻有著很大的關系。蔣廷黻於1895年出生於湖南，早年在美國基督教長老會所辦的益智學堂學習，1912年赴美留學，先後就讀於派克學堂、奧柏林學院、哥倫比亞大學，1923年獲博士學位後回國任教，先後任南開大學、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1935年後從政，效力於國民黨政府，1965年在紐約病逝。蔣廷黻作為學者是中國近代外交史研究的開創者，所著《中國近代史》（1938）和所編《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1931）影響深遠。蔣廷黻對近代中國歷史研究的最大貢獻在於首倡研究原始档案資料。他指出，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研究一樣，要以事實為基礎；歷史研究有其自身的規律，規律之一就是必須從原始資料的研究入手。在談到中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時他強調指出：“外交史的特別在於它的國際性質。一切外交問題，少則牽連兩國，多則牽連數十國。研究外交史者必須搜集凡有關系的各方面的材料。根據一國政府的公文來論外交等於專聽一面之詞來判訟。關於中國外交的著作，不分中外，大部分就犯了這個毛病。”（《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序”）因此要克服這個毛病，就要從原始文獻，特別是中國的原始文獻入手。

蔣廷黻在美國讀書時，就對中國近代外交史很感興趣，當時有關中國外交的標準著作是馬士（Hosea B.Morse）的三卷本《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蔣廷黻認為該書的英文資料無懈可擊，但同時覺得馬士的觀點是片面的，因為他忽視了中文資料。蔣廷黻在哥大時就開始收集中文資料，回國後繼續收集，在這一過程中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當外界獲悉我對清代歷史文獻有興趣時，各方鑒定家和收藏家都來和我接頭。透過一位朋友的介紹，某君帶來大批資料。這批資料原標題為《籌辦夷務始末》，實則可稱之為《中國外交文獻史》。就我所見，這份資料幾乎包括了滿清皇帝所發的每項命令，大臣們所有的奏折以及各地大臣向皇帝奏請有關中國外交事務的材料。我發現這簡直是一座寶庫，因而急於要為南開圖書館弄到這份資料。但物主開價三千銀元，南開實在買不起。……我從南開轉到清華後，我可以自由支配經費購買書籍和資料。我立志要完成我的願望，首先要買上述那份資料。但，事實竟有出人意料者，我到北平清華任教不久，常赴故宮博物院。有一天，和某保管人閑談，他拿出一份上述資料故宮本給我看。經我鑒定，證明故宮本才是原本。而前述的私人本乃是抄本。我立刻建議故宮博物院當局將它影印。後來故宮博物院采納了我的建議，發行影印本，每套一百銀元。那份抄本，經此一來，竟抵不上影印本的價值。”（《蔣廷黻回憶錄》）韋伯斯特向費正清介紹的就是這套影印版。

《籌辦夷務始末》影印版1929—1930年陸續問世後，蔣廷黻率先利用這套資料進行歷史研究，寫出了《琦善與鴉片戰爭》（1931年《清華學報》第6卷第3期）等名文。此外，蔣廷黻還大力宣傳這套資料的價值，希望引起中外學者的關注。道光朝《始末》最先面世後，他用英文寫了《道光朝中國外交的新資料》（New Light on Chinese Diplomacy, 1836—1849，載美國《現代史學》1931年第4期）一文予以介紹，後又用中文寫了《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之史料的價值》（《清華周刊》1932年第37卷第9、10期合刊）、《外交史及外交史料》（1932年10月10日《大公報·文學副刊》）等文章。在《外交史及外交史料》一文中蔣廷黻寫道：“外交史與別種歷史不同之點，就是它的國際性質。……我們研究外交史者，在三年以前，就感無窮困難了。尤其是道光鹹豐兩朝的外交。關於這兩朝的文件，三年以前，我們僅有《東華錄》及《聖訓》二書所載的不全的上諭，林文忠的奏議，夏燮的《中西紀事》，梁廷枬的《夷氛聞記》（此書尚無刊本），七弦河上釣叟的《英吉利廣東入城始末》一小冊，及徐廣縉的奏議（不全）。此外如琦善、耆英、葉名琛、桂良、花沙納、恭親王奕諸人的文稿，均尚未出世。二等人物如宮慕久、吳健章、黃恩彤、潘仕成諸人，則更不必說了。幸而在最近三年之內，北平故宮博物院有道光鹹豐同治三朝的《籌辦夷務始末》出版。以先所感的欠缺雖未因有《始末》遂補齊了，但官方的文件實已補足十之七八。”作為官修的資料匯編，官方文件自然是《籌辦夷務始末》的主要內容。其中道光朝自道光十六年（1836）議禁鴉片開始，至二十九年（1849）止，收錄這一期間涉外事項的上諭、廷寄、奏折、照會等档案約2700余件，220萬字。鹹豐朝起自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迄鹹豐十一年（1861）七月，共收档案約3000件，200萬字。同治朝自鹹豐十一年七月至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止，共收档案約3600件，250萬字。綜計三朝籌辦夷務始末內容，凡中外關系史上的重要事件，如兩次鴉片戰爭、沙俄強占東北，以及教案問題、租界問題等都有記載，確實是一個資料的寶庫。用蔣廷黻在另外一篇文章中的話來說，《籌辦夷務始末》的出版是“中國外交史的學術革命”。（《清季外交史料》“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