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籌辦夷務始末》最早的使用者（第2/2頁）

1932年初費正清為進修漢語和收集資料到北京進修，他一到北京就立刻和蔣廷黻取得了聯系，並就如何使用《籌辦夷務始末》等中文档案向蔣廷黻請教。費正清的博士論文正是在蔣廷黻的指導下完成的，他也成為最早使用《籌辦夷務始末》的外國學者。歷史學家何炳棣回憶1953年7月第一次見費正清的情形時寫道：“我自我介紹1934年秋清華入學之時，費已赴牛津完成博士學位，剛剛錯過在北平結識的機會。然後極度誠懇地恭維他是蔣廷黻之後，舉世第二位學者研究引用《籌辦夷務始末》的。他馬上糾正我：‘是第三人，張德昌早我半年。’”（《讀史閱世六十年》）與何炳棣一樣，張德昌也是1930年代求學於清華，是歷史系的高材生，他利用晚清档案寫出了《胡夏米貨船來華經過及其影響》（《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1932年第1卷第1期）等高水平的論文。雖然事隔近二十年，費正清對於當時的北京學界和自己最初使用《籌辦夷務始末》的情形顯然還記憶猶新。

費正清1936年憑《中國海關的起源：1850—1858》（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oustoms Service, 1850—1858）一文獲得牛津大學博士學位後，回到哈佛執教。在以後的研究中他經常利用《籌辦夷務始末》，如發表於1939年的《清朝公文的傳遞方式》（On the Transmission of Ch'ing Documents）一文就通過考察《始末》中的資料分析了北京和各省之間的郵政體系及其工作效率。1938年費正清在哈佛大學開設了晚清文獻資料研討班，講課內容最終以《清季史料入門》（Ch'ing Documents：An Introductory Syllabus）為名由哈佛大學出版社於1952年正式出版。在書中選用的二十份晚清文獻中，第一份就選自《籌辦夷務始末》——1870年10月18日總理衙門關於天津教案的奏折，由此不難看出費正清對這一文獻的重視。

在費正清的倡導和影響下，越來越多的美國學者開始關注和研究《籌辦夷務始末》，其中兩位學者的工作使這一文獻更便於使用。一位是施維許（Earl Swisher），1941年他以《〈籌辦夷務始末〉中的中美關系：1840—1860》（The Management of the American Barbarians：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from 1840 to 1860）一文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論文在修訂的基礎上（如將時間調整為1841—1861年）於1953年在美國遠東學會的資助下出版，是遠東學會最早的出版物之一。該書的主體是將1841—1861年《籌辦夷務始末》中有關中美交往的資料翻譯成英文。該書出版後立刻成為研究早期中美關系史的基礎文獻。另外一位是饒大衛（David N.Rowe），他和一些學者合作為《籌辦夷務始末》編寫了索引。《始末》原為稿本，沒有索引。1929—1930年故宮出版的影印本也沒有索引，對於使用者來說，《始末》這樣大型的文獻不帶索引是相當不便的。饒大衛主持編寫的索引分人名、地名、官名等十四類，在每一條目下除注明《始末》的卷數、頁數之外，還注出了行數，查找極為便利。這份嘉惠學林的索引歷經多年完成後於1960年正式出版。

《籌辦夷務始末》影印出版後，不僅有翻譯、索引，還有補遺，在這方面蔣廷黻也是先驅。1929年蔣廷黻到清華任教後，開始利用大高殿軍機處档案編制《始末》的補遺，一年後基本完成，約五十萬字，但未刊行。費正清是最早看到這一稿本的學者，並選抄了一部分帶回美國。1965年蔣廷黻去世後費正清將其抄稿送給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經過整理加工後於1966年以《道光鹹豐兩朝籌辦夷務始末補遺》為題出版，這無疑是費正清對蔣廷黻去世的最好紀念了。

原載2014年1月29日《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