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的勛業與行藏評狄百瑞《儒家的困境》

在中國歷史上，可能沒有哪本書比《論語》影響更大了。《論語》的魅力之所以經久不衰，並不在於它建立了什麽完整的哲學體系，而在於它通過記述孔子的言行，展現了一個動人的君子形象。

“君子”的原意是指世襲貴族中的一員，但隨著貴族階級的沒落，它轉而指稱那些立志通過培養個人的美德為公眾服務的人；也就是說，此時的君子已從家世出身高貴的人轉換為品德趣味高尚的人。《論語》中無論是孔子對自己還是他人對孔子的描述，都是使用這一後起的意義。

在整部《論語》中出現頻率最高的三個概念是仁、禮、學。“仁”代表完美的品德，是作為君子的首要條件，“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裏仁》）“禮”代表正確的行為方式，“不學禮，無以立。”（《季氏》）“學”最好理解，就是指治學、博學——孔子早在十五歲就“志於學”（《為政》），一直到老年都孜孜不倦地學習。很難想象一個道德高尚、舉止得體、學富五車的君子會無所作為，實際上，孔子雖然口頭上說“人不知而不慍”（《學而》），內心卻不甘於籍籍無名。他一生都在為政治、學術和教育事業奔忙，為實現自己的理想而奔忙。在這三項事業中，孔子最為看重的無疑是政治，然而他最不得意的也正在政治。儒家色彩最為濃厚的偉大詩人杜甫嘆息說：“勛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江上》）從孔夫子的身上，我們不是很早就能看出儒家的困境嗎？

美國學者狄百瑞（Wm.T.de Bary）是當今西方世界研究儒家思想的權威，他的《東亞文明——五個階段的對話》一書早已翻譯成中文（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為中國學術界所推重。他在該書中分析各個時期儒家文明貢獻的同時，也對其困境做出了簡要深入的探討，如在剖析董仲舒的兩難處境時他寫道：“儒家不對當權的人進行教育或勸告，就不能順應時代的需要；而儒家學者若不冒險賦予一個其行為他最多只能是影響而不能控制的統治者以某種合法性，就做不到這一點”（中文版17頁），可謂一針見血。最近面世的《儒家的困境》（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1月版）一書，則是他對儒家面臨的種種問題的更為全面細致的討論，讀後使人深受啟發。

在狄百瑞看來，作為學者和官員的儒家文人可以擁有忠心耿耿的學生，可以贏得學術同行的崇拜，甚至可以因為自己的政績得到當地百姓的贊賞，但是在更高的政治層面上卻很難有大的作為。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何在呢？狄百瑞指出：“儒家真正的弱點似乎不在於他們的主張以失敗告終，而是在於他們無意於或者也沒有能力建立自己的權力基礎。他們憑借自己的文化水平、歷史和禮儀知識以及儒家高尚的道德觀，為官僚政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除了個別和短暫的時候，在面對政權以及任何能在朝廷上控制政權的人時，儒家學者是勢單力薄的個體，背後缺乏有組織的政黨的支持或者積極擁護儒家的人的支持。正是由於這種體制上的弱點、高度的依賴性以及個體在仕途中的極端不穩定的處境，所以儒家在中華帝國政治中的特征是‘儒’（柔弱之士）。”（中文版59頁）也就是說，儒家作為個體雖然很優秀，但卻不善於發揮集體和體制的力量，到了關鍵的時候，難以做到振臂一呼，應者雲集。中國歷史上一個令人注目的現象是，儒家君子經常不得不單槍匹馬面對大權在握的統治者，獨自應對帝國官僚體系的復雜、僵化或派系內訌。他們越是有良知就越容易成為烈士，或者更多的時候成為政治空想家。他們當中很少有人能夠成為成功實現高尚目標的政治家。

狄百瑞從1930年代開始研究儒學，當時由於五四運動的影響，儒學被認為是一個“沒有前途的課題”（《前言》），而到他寫作《儒家的困境》的1991年，儒學已經復活為西方道德哲學和社會學研究中的熱門課題，無論出發點是歷史的考察，還是現實的關懷，人們都希望從古老的儒學中獲得新的思想資源。狄百瑞這本書的主要著眼點是歷史，但他也偶爾談及現實，他認為儒家君子所體現的三種主要價值中，“仁”和“學”還能在當今世界找到一席之地，而“禮”在工業化時代零碎的情感和忙碌的環境中已經很難挽回消亡的命運——三個支撐點中失去了一個，儒學的生命力和走向問題就很值得關注。

在目前國內學術界，儒學越來越熱，各種討論《論語》的書也不斷湧現，有時甚至炙手可熱。在這樣的環境下，譯介一些國外研究儒學的經典著作是非常有益的，至少可以讓我們聽到另一種聲音，雖然其中的一些觀點我們不一定同意，但是國外學者的研究視角、研究方法無疑是有參考價值的。狄百瑞這本書在方法上的一大特點就是比較，將儒家的君子和希伯來的先知進行比較，並進而指出他們的相似和不同之處：在《聖經》中，先知只是上帝的傳聲筒，上帝通過他與自己的子民對話；而對於儒家來說，是“天不言”，“聖人代天言”，這無疑更具有人文精神，然而這樣做的結果是使君子背上了一個沉重得多的道德負擔，“儒家思想把以色列先知放在整個民族身上的所有重擔都拋給了君子一人”，君子之所以要不斷地（甚至經常是冒著生命危險地）去勸告統治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孔孟二人讓君子與統治者共同為百姓的苦難負責。”（中文版27頁）由此可見，君子比先知要難做得多；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或許能更好地理解曾子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論語·泰伯》）這句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