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孔子研究的開山之作

美國學者顧立雅《孔子與中國之道》一書的最新中譯本（高專誠譯）2014年3月由大象出版社推出。該書英文初版問世於1949年，書名為《孔子其人及其神話》（Confucius：The Man and the Myth），後又以《孔子與中國之道》（Confucius and the Chinese Way）為書名再版。全書分為三部分：背景、孔子、儒學；附錄部分則是對《論語》可靠性的辨析。該書問世後，立刻得到了國際學界的廣泛關注和好評，學術性書評達20篇之多，其作者包括戴聞達（J.J.L.Duyvendak）、恒慕義（Arthur W.Hummel）、修中誠（E.R.Hughes）以及旅美華裔學者楊聯陞、陳榮捷、徐中約等著名漢學家。

顧立雅這本書可以說是美國孔子研究的開山之作。此前美國傳教士對孔子只做過一些一般性的介紹，很難稱得上學術研究。19世紀的美國漢學基本以傳教士為主體，這批人大都沒有經過嚴格的學術訓練；從1920年代開始美國逐漸培養出了自己的職業漢學家，顧立雅是其中的傑出代表。他1929年獲得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此後在哈佛大學從事漢學研究，1932—1936年由哈佛燕京學社資助到北京進修，1936年出版了《中國之誕生》一書，成為西方學者第一部利用殷墟考古資料對商周史進行綜合描述的著作。這樣的知識背景和前期準備是以往研究孔子的西方學者所不具備的。顧立雅研究孔子的出發點是還原一個真實的孔子，而不是有關他的神話。他關注的中心是：孔子到底是一個什麽樣的人，其思想到底是怎樣的？

顧立雅在選擇史料時非常謹慎嚴格，他在附錄中對於《論語》可靠性的辯證就是最好的說明，他認為《述而》“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章、《子罕》“鳳鳥不至”章、《季氏》“邦君之妻”章以及《堯曰》首章等都是後人所加，不足信。他在使用《左傳》、《史記·孔子世家》、《墨子》、《孟子》、《荀子》等史料時也都做了細致的考辨。但可惜顧立雅的考辨有時有點過猶不及。比如他極力否定孔子做過魯國的司寇，因為《論語》中沒有提到，《墨子·非儒》中提到了，但顧認為這一章是“後人附加”的，《孟子》提到此事則是在孔子去世百年之後，在顧看來已經屬於“儒家傳奇”，而《左傳》只是在一個不經意的地方提到，而“如果孔子曾是魯國司寇的話，《左傳》應該相當完整地描述他的政治舉措。”（中譯本第39—41頁）這樣的辨析難以讓人信服。另外顧立雅相信崔述“《史記》之誣者十七八”（《洙泗考信錄》）的論調，對於其中的史料始終小心翼翼；但實際上《史記·孔子世家》是古代文獻中有關孔子生平的最可靠的史料，這已為當代學術所日益證實。

從這些考辨中不難看出顧立雅的“疑古”傾向，這應該和他的留學生涯有關——1930年代正是“古史辨”派如日中天的時代。顧立雅1932年到北京後很快就結識了顧頡剛等中國學者，聆聽並接受了顧的不少疑古觀點：“《古史辨》第一集顧頡剛先生謂《盤庚》為商書中之唯一可信者，至於近年，顧氏之意見已與前日不同。顧氏曾與余言，《盤庚》乃周初人所作，至東周以後曾經學者所修改，則《盤庚》亦非商代文字。”這段文字出現在顧立雅在北京時期撰寫的《釋天》一文中，該文後來在顧頡剛的關照下發表在《燕京學報》第18期（1935年）上。

顧立雅雖然在文獻上“疑古”，但在價值取向上對中國古代文化卻是十分熱愛，甚至是崇拜的。這和經過“五四”洗禮的顧頡剛等人完全不同。關於兩位顧氏的交往，海倫·斯諾（Helen F.Snow，埃德加·斯諾夫人）在《旅華歲月》中回憶說：“顧立雅對古代和孔子十分崇拜。我記得有一天，我請他和顧頡剛一塊吃午飯，因而引起一場激烈的爭論。……顧頡剛這個批判性的學者是我們在中國結交的最有吸引力的朋友之一……”顧頡剛對中國古代文化的批判態度顯然是他和顧立雅爭論的焦點。

近代以來，孔子運交華蓋，無論中外，他和他的學說被認為是中國落後的精神根源，是保守、反動、專制主義的代名詞。作為一個熱愛中國傳統文化，熱愛孔子的學者，顧立雅認為自己有義務為孔子正名，因此他在全書第二部分討論仁義禮智信的時候，著重強調了孔子的“民主”思想和他的革命性，在《儒學》部分，他撇開孔子思想在唐宋元明清的演化，而大談孔子對於十七、十八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的影響，以及對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的影響。對於這部分內容和章節安排，一些書評提出了質疑甚至批評，這從學理上來說也許有一定的道理，但似乎未能體察到顧立雅的用心。顧立雅是一個有著明確價值觀和寬闊世界眼光的思想者，他寫孔子不僅具有學術史的意義，還有思想史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