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20世紀

顧立雅與《中國之誕生》

《中國之誕生》（The Birth of China, 1936）是美國漢學家顧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1905—1994）的成名作，完成於他在北京留學期間（1932—1936）。顧氏回國後長期執教於芝加哥大學，是該校中國及東亞研究的奠基人。顧立雅去世後，他的學生、芝大中國文學教授芮效衛（David T.Roy）在訃文中這樣評價顧的一生：“他的去世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他是早期中國文明研究的大師，美國漢學界公認的元老。他將芝加哥大學建設成為東亞研究的重鎮。顧立雅在早期中國文明這一重要學術領域所產生的重大影響，在漢學史上罕有其匹。”（見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94年第4期）。《中國之誕生》正是顧立雅對西方漢學產生影響的開始。

《中國之誕生》全書分為三編：一、考古發現；二、商代；三、周代。各編章節如下：

上編：一、甲骨文；二、考古挖掘；三、中國文明起源。

中編：四、商代都城；五、生活狀況；六、手工制品；七、雕刻與青銅器；八、商代社會；九、商代疆域；十、戰爭；十一、書寫系統；十二、商代神祇；十三、蔔筮；十四、祭祀。

下編：十五、周人起源；十六、周克商；十七、政治演進；十八、考古；十九、文學；二十、周代社會；二十一、婚姻；二十二、家庭制度；二十三、生產狀況；二十四、娛樂；二十五、宗教；二十六、法律；二十七、官僚階層；二十八、天命觀。

顧立雅此書是對中國早期文明的全面論述，其最大特色和優點是利用了當時最新的考古發現資料，成為西方第一部利用甲骨文和金文對商周史進行綜合描述的著作。該書出版後，立刻受到了國際漢學界的歡迎。

雖然甲骨在1899年就開始為世所知，但真正對殷墟進行科學挖掘要到1928年，這一年10月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持的安陽挖掘正式開始，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先後挖掘共15次，掘獲甲骨3萬余片以及大量陶器、石雕和青銅器，是民國時期中國考古最大的成果。這15次挖掘分別由董作賓、李濟、郭寶鈞、梁思永、石璋如等學者領導，他們在這一過程中也逐漸成長為中國考古學界的領袖。

顧立雅留學期間曾多次前往安陽等地進行實地考察。他剛到北京就結識了董作賓、李濟、梁思永等學者，而他們正是安陽考古挖掘的主要領導人。這無疑為顧的考察提供了諸多便利。顧立雅特別有幸參觀了1935年春第11次挖掘——侯家莊西北崗第2次挖掘，對此李濟有比較詳細的介紹：“清理了西區4座大墓，揭開了東區411個小墓。大墓深12—13公尺。小墓肯定是犧牲的埋葬，不少小墓中只有頭骨或無頭軀幹，這顯然為‘人牲’提供了確鑿證據。在大墓的發掘過程中，我們逐漸看清這些墓過去不止一次被盜，所以還沒清理到墓底我們就知道不會找到完整的珍品。但我們在隱蔽的角落裏發掘出的以前盜墓者沒注意的遺物，就足以使人驚異了。特別珍貴的是那些易腐爛的竹、木纖維等留下的精細痕跡，只有受過訓練的考古學家才能描繪出它的輪廓。較有價值的遺物如雕刻的大理石、許多體積大的青銅器和精致的玉器等，這些都不是在原處而是在被盜後墓道的填土中發現的。”（詳見李濟《安陽》一書）這次被李濟稱為“我們田野工作的高潮”的挖掘持續了97天（1935年3月10日至6月15日），其間吸引了不少學者來參觀，包括由傅斯年陪同前來的法國著名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顧立雅是1935年5月份去侯家莊的，主持這次田野工作的梁思永熱情地接待了他，並向他解釋挖掘出來的頭骨的特點，顧立雅由此得出這樣的結論：“現有的證據表明，從新石器時代到現在，生活在北方的中國人屬於同一個人種，從他們的頭骨看不出任何其他人種對這一地區的入侵。”（《中國之誕生》英文本第51頁）離開安陽後，顧立雅又到了開封，參觀濬縣出土的周代文物。1932—1933年，在郭寶鈞的主持下，河南省考古隊對濬縣辛村衛國墓葬進行了兩次挖掘，這是我國首次發掘周代墓葬。郭寶鈞的發掘報告直到1936年才發表（題為《濬縣辛村古殘墓之清理》），但在顧立雅去參觀時毫無保留地將自己的發現和見解和盤托出，讓顧立雅獲益匪淺。

結束這次考察回到北京後，顧立雅開始利用幾次考察所得，結合書面文獻撰寫學術論文（後來收入他的論文集Studies in Early Chinese Culture），但論文過於專業，在幾位熱心朋友們的建議下，他開始用通俗的筆法寫作《中國之誕生》，他後來回憶說前後只用了6個星期的時間就完成了。顧的序言寫於1935年8月16日，由此推測他的寫作時間大概是6—7月份。5月份的安陽之行也成為他的最後一次考察，此後不久他就回國任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