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20世紀（第2/3頁）

《中國之誕生》出版後，不僅受到國外學者的關注，國內學者也很快看到了，對於他們的反應，顧立雅的學生許倬雲（也是早年李濟的學生）有如下回憶：“顧立雅非常聰明，他也弄商代歷史，曾到北京和董彥老他們幾個討論安陽挖掘的事情，跟著梁思永住在安陽。在那裏看了一陣子之後，中文報告還沒出來，他英文的簡報就已經出來了。他寫的這本書The Birth of China，一炮打紅，寫得實在是好。這是第一本介紹中國新考古學的西洋書，肯定中國殷墟考古的成就。雖然只是一本小書，但是大綱大目都沒錯，寫得很全。但李濟老對顧立雅卻有意見，他說：‘我們還沒有發掘報告，他已經寫了一本書了。’後來，我回國後跟濟老說：‘不能怪人家寫得快，只能怪我們自己寫得慢。’”（《家事、國事、天下事——許倬雲先生一生回顧》）可見學者之間既有友誼，也有競爭。但無論是友誼還是競爭，都有助於推動學術的發展。

1986年3月，美國亞洲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在芝加哥召開年會，其間特別舉行小組討論會，紀念《中國之誕生》一書出版50周年，並研討此書對國際學術界所產生的影響。81歲高齡的顧立雅應邀發表演講，謙虛地說這只是一本“通俗讀物”。和他後期的高深作品相比，這本書也許顯得有點簡單，但它對顧立雅此後的學術發展無疑起到了奠基和確立方向的作用。

顧立雅在北京期間除了學術上的收獲外，還有物質上的收獲。他在勤奮研究和寫作之余，也留心收集商周古物，除了十數件商周銅器、骨器、蚌器、玉器之外，最重要的收獲是43片甲骨。1936年回國時，他將這批甲骨帶到了芝加哥大學供教學之用，但在1986年捐獻給芝加哥大學美術館之前，甚少有人知道。1940年代陳夢家和董作賓這兩位著名的甲骨學家曾先後在芝加哥從事學術研究，但在他們的專著裏，都未見有關這批甲骨的片言只字。1976年周鴻翔在他的《美國的甲骨收藏》（Oracle Bone Collec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一書（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中也沒有對顧氏收藏之甲骨的任何記錄。1986年顧立雅將自己收藏多年的甲骨和其他古物捐獻後，芝大美術館曾將這批藏品特別陳列，公開展覽，照片後收入《禮儀與崇敬》（Ritual and Reverence：Chinese Art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9）一書。無論是看過原件還是圖片的學者們發現，顧立雅在《中國之誕生》討論甲骨文一節所附的7張圖片（原書22與23頁之間）的說明文字需要做一點修訂。他在說明中指出“這7片甲骨中除了右下角的一片屬於Dr.Cyrus Peake之外，其余均為一未署姓名的私人藏品（the remainder in a private collection）。”現在看來，這6片實際上是顧氏本人在北京時所收集的甲骨的一部分。

顧立雅是最早參與中國考古的西方學者之一，在這一過程中他充分認識到了這一工作的重要性：“中國文化的起源和早期歷史非常值得研究，這一歷史仍然有跡可循，有物可證，所以這一研究就顯得尤其重要。如果我們想理解中國後來的歷史，就必須先理清古代的歷史。中國文明不是已經死去，而是仍然鮮活，研究古代的源頭可以讓我們更好地理解它的現在和未來。”（《中國之誕生》英文本第380頁）顧立雅早年研究中國古代思想史基本上只使用書面文獻，到中國後，他開始投入大量精力研究甲骨文和金文，把“紙上之遺文”和“地下之實物”結合起來，這種二重證據法大大提升了他的學術研究的水準。顧立雅說他自己在寫作《中國之誕生》商代部分時曾仔細研究過“219份西周金文和113份東周金文”。（《中國之誕生》英文本第266頁）這樣紮實的功夫為他以後的學術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值得一提的是，史語所對殷墟的第二、三次發掘曾得到美國方面的支持，這主要得力於畢士博（又作畢安琪，Carl Whiting Bishop，1881—1942）和李濟的牽線搭橋。畢士博是著名的東方考古學家，1915—1917年以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東方部主任助理的身份在中國進行考古挖掘，1923—1927和1929—1934兩度作為華盛頓弗利爾藝術館（Freer Gallery of Art）的代表常駐北京。1924年畢士博在北京見到了回國不久的李濟，李是最早在美國學習人類學和考古學的中國學者，雙方很快達成了合作意向。弗利爾美術館先是和李任教的清華大學國學院合作，並把山西作為考古挖掘的地點。1928年清華國學院解散後，李濟移席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並擔任考古組負責人，於是雙方的合作移向殷墟考古。1929年春和同年10月李濟領導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小屯發掘均得到弗利爾藝術館的大力支持，特別是在經費方面。可惜由於種種原因這一合作到1930年就中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