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總論》的兩個版本（第2/3頁）

德庇時的《中國人》成為衛三畏必須面對的最重要的“前文本”。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總論》的價值的大小就在於它比《中國人》前進了多少。衛三畏在“前言”中沒有回避這個問題，他說：“《中國人》是值得大力贊揚的一部著作，但這本書出版於十年前，那時中國還是一個不容易接近的國家，美國人即使讀過這本書，了解的也是那個時期的情況，面對今天中國的開放，美國人會對中國產生更濃厚的興趣，也會很樂意了解那場帶來中國開放的戰爭的前因後果。”鴉片戰爭雖然沒有徹底改變中國社會的性質和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維習慣，但卻大大改變了中國和西方的關系，衛三畏抓住了這個契機大做文章，在整合前人成果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的知識和經驗完成了《中國總論》這部後來居上的著作，不少評論者認為該書是美國對中國最好的介紹。《中國總論》出版後受到了歐洲人士的關注和歡迎，先後被翻譯成德文、西班牙文，使西方世界在中國問題上首次聽到了美國的聲音，改變了美國長期以來依賴歐洲了解中國和一味進口歐洲漢學的局面。

衛三畏在《中國總論》“前言”中說，他寫這部書的目的之一，在於“剝離中國人和中國文明所被給予的那種奇特而無名的可笑的印象”。18世紀歐洲大陸（特別是法國）的“中國熱”雖然影響了美國的一些高端人士（如富蘭克林），而對美國民眾影響很小。18世紀末美國建國時歐洲的“中國熱”已經基本上過去了。歐洲的這股“中國熱”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法國來華耶穌會士對中國的贊美，他們寫的大量書信和著作給歐洲帶去了一個文明昌盛的中國形象。但18世紀下半期以來，隨著耶穌會士影響的減弱，特別是1773年耶穌會的解散，中國形象開始走向負面。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形象更是一落千丈，美國人在歐洲特別是英國的影響下逐漸形成了一種以輕蔑的口氣談論中國人的風氣。早期來中國貿易的美國商人向美國民眾傳遞的是這樣一種中國人形象：衣著滑稽、迷信、狡猾、殘忍、對官員的貪贓枉法和社會的停滯不前束手無策。

在這樣的時代風氣中，熟悉中國的衛三畏顯然覺得有必要糾正國人的看法。例如他在第11章《經學》中對孔子學說是這樣進行評述的：“孔子哲學最大的特點是對尊長的服從，以及溫和正直地和同輩人交往。他的哲學要求人們在現實世界中，而不是從一個看不見的神靈那裏，尋找約束力，而君主也只需要在非常有限的範圍內服從一個更高的裁判。從子女對父母的責任、榮譽和服從出發，孔子進而向人們灌輸妻子對丈夫、臣民對君主、大臣對國王的責任，以及其他社會責任。孔子認為，政治的清白必須建立在個人正直的基礎上，在他看來所有進步的開始都蘊藏在‘認識你自己’之中。無庸置疑，他的許多思想是值得贊揚的。就是與希臘和羅馬聖人的學說相比，他的作品也毫不遜色。”這段論述十分準確也很精辟，抓住了以“禮”和“仁”為核心的孔子思想的精髓。這樣的例子在《中國總論》中還有很多。

與由於無知而對中國產生偏見的美國人相比，因為無知而對中國漠然置之的人可能更多。這可以解釋為什麽《中國總論》在被威利和帕特南公司接受之前會遇到種種挫折——許多嗅覺不靈目光短淺的出版商拒絕這部著作的理由就在於擔心它不會引起人們的興趣；而這部書出版後受到熱烈歡迎的事實，則表明19世紀上半葉的美國人其實很願意了解歐洲以外的世界，他們正缺少一本好的入門書。出版家必須有自己的眼光，最好能有一點前瞻性。事實上隨著中美《望廈條約》的簽訂，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已經開始關注中國，《中國總論》的出版是適逢其時的。

三

多少年過去以後，德庇時的《中國人》已經難得一見，《中國總論》成為了唯一的經典，它不僅是學者們的標準參考書，而且被一些教育機構采用為教科書，多次再版。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總論》的一些信息的不完整性和論述的不準確性也逐漸顯露出來。1876年衛三畏離開北京時就萌發了修改舊作的想法，畢竟三十年過去了，中國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如果從他本人來到中國的那一年算起，四十三年已經過去，今昔對比，衛三畏不勝感慨：“1833年我初抵廣州時，我和另外兩個美國人被作為‘番鬼’（洋鬼子）報告給行商。1874年作為美國駐華公使館參贊，我陪同艾忭敏閣下面見同治皇帝，公使先生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向‘天子’呈遞了國書。”（《中國總論》1883年版序言）按照外交禮儀，艾忭敏公使在遞交國書時發表了簡短的“頌詞”，由衛三畏當場翻譯成中文，對於衛三畏來說，這無疑是難忘的一幕。中國的變化當然遠不止於政治外交方面，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發生了程度不同的變化。從個人方面來講，衛三畏對中國的了解和認識也同樣今非昔比。1876年離開北京時，他已成為在中國生活和工作時間最長的外國人，從資歷上來說超過了其他所有的英美傳教士和外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