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最初的漢語學習

1784年8月28日美國商船“中國女皇號”（Empress of China）停靠在黃埔港，中美之間開始了直接的交往，在此後的50多年間，盡管有不少美國商人和外交官來中國進行貿易和考察，但願意認認真真學習漢語的只有亨德（William C.Hunter）一個人。亨德1824年被一家美國公司（Thomas A.Smith and Sons Co.）派遣來華，目的是學習漢語以便服務於該公司在廣州的辦事處。亨德於1825年2月11日抵達，由於發現很難找到合適的漢語老師，很快便離開廣州前往新加坡，希望能進那裏的一所學校學習漢語，但那所學校的情況也不理想，於是他再次轉往馬六甲，進入當地的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學習，直到1826年12月底。亨德於1827年初回到廣州，並很快見到了第一位來華的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馬禮遜。1824年離開美國時亨德曾帶著一封公司寫給馬禮遜的介紹信，但由於馬禮遜1824—1826年回英國休假（1826年9月返回廣州），亨德直到1827年1月才得以見到這位最早來華的英國傳教士。如果當初馬禮遜沒有離開，亨德也許就不需要舍近求遠地遠赴馬六甲了，在中國已經生活了近20年（1807年來華）的馬禮遜無疑是最好的漢語老師。兩人見面後馬禮遜測試了亨德在英華書院一年半的學習成果，結論是“優良”（good）。在其後給亨德父親的信件中，馬禮遜報告了這個好結果，並說亨德在漢語這樣一門非常難學的語言上的進步“不僅是他個人的榮耀，也是英華書院的榮耀”。

馬禮遜對亨德的測試同時也是為了了解英華書院的教學水平，因為這所書院正是在他提議下創辦的（1818年），為此他捐助了1000英鎊用於校舍的建設。書院實行中外學生兼收的政策，既教中國人英文和西學，也為外國人學習漢語提供培訓。馬禮遜建立這所學校的重要目標之一是為英國以及其他西方國家培養緊缺的漢語人才。

亨德來到英華書院時，書院的院長是倫敦會傳教士漢弗萊（James Humphreys），他是第二任院長，首任院長是協助馬禮遜創辦學院的倫敦會傳教士米憐（William Milne），在擔任院長4年後於1822年去世。亨德在英華書院的漢語老師柯利（David Collie）是一位著名的漢學家，代表成果有《四書》英譯（1828年）。亨德的另外一位老師是一個廣東人（Choo Seen-Sang，擔任柯利的助手），他不僅熟悉中國經典，而且能說一口準確流利的官話。有這樣中外高水平老師的指導，難怪在不長的時間裏亨德的漢語學習就能夠取得良好的效果。

如果考察柯利最初的中文基礎，就會發現它是來自1823年馬禮遜訪問馬六甲時的指導，這樣一來，亨德就應該算是馬禮遜的“徒孫”了，雖然在英華書院一年多的學習成果得到了“師祖”的肯定，但亨德並不就此滿足，他在廣州當地又找到了一位中國老師（Le Seen-Sang）繼續學習。但不久之後他所供職的公司破產，於是他不得不中斷學習返回美國。1829年他乘坐新雇主奧立芬（D.W.C.Olyphant）的商船“羅馬人號”（Roman）重返廣州。在這條船上他結識了最早來華的美國傳教士裨治文，並每天教授他中文。正是從馬禮遜的“徒孫”那裏裨治文獲得了最初的漢語知識。英、美第一位傳教士之間的這層關系雖然有點巧合，但事實本身既說明了馬禮遜作為漢語教師的廣泛影響，也說明了美國漢語人才的缺乏。從1784年以來，美中之間的貿易不斷發展（至1792年貿易額僅次於英國），但半個世紀當中能夠熟練掌握漢語的美國商人卻只有亨德一人。

商人追求的是商業利益，一般都來去匆匆，對於那些有機會長期居留的人來說，漢語的復雜難學也使他們或無心問津或裹足不前。美國商人不願意和不積極學習漢語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一種特別的交流工具的存在。它不是漢語，也非標準的英語，還夾雜著一點葡萄牙語，就是所謂“廣州英語”（Canton English）。它起源於廣州人在與英國商人打交道的過程中無師自通學習英語的實踐（開始於1715年前後），其特點是完全不顧讀和寫的訓練，只關注聽和說——把聽到的英文單詞用漢語記錄下聲音，再根據漢語注音說出來。這種看似簡單易學的方法帶來兩個問題，一是由於注音不準確（常常把英文單詞的多音節縮減為漢字的單音節）而導致發音走樣，二是由於缺乏系統的訓練而使說出來的句子完全不符合語法規則，毫無邏輯性可言。但這樣一個非常不理想的交流工具卻不妨礙做生意，甚至是大筆的生意。

中美直接貿易開始後，美國政府於1786年向廣州派駐了首任領事山茂召（Samuel Shaw），1794年山茂召去世後他的職位由斯諾（Samuel Snow）接替，斯諾1804年底離職後由卡靈頓（Edward Carrington）接任（1806—1808），馬禮遜1807年從英國經紐約來廣州時帶著的正是美國國務卿給卡靈頓的信件。卡靈頓離任後這一職位一直空缺直到1814年才由韋爾考克斯（B.C.Wilcocks）接任。但所有這些人都是商人出身，實際上，直到1854年，這一職位一直由商人充任。但身份的轉變沒有為這些外交官帶來漢語學習態度的改變。1844年當顧聖（Caleb Cushing）代表美國政府前來和清政府談判時，他只能請傳教士幫忙做翻譯。此後傳教士被借用的情況一直延續到1860年代，正如列衛廉（William B.Reed，1857—1858美國駐華公使）在給美國政府的信中所說：“傳教士們在中國的工作和研究直接關系到了我們的在華利益。如果沒有他們擔任翻譯，我們的各項工作都無法進行；如果沒有他們的幫助，我在這裏既不能讀，也不能寫，無法與中國人信函往來，更無法與中國人談判。總之，如果沒有他們，我根本無法開展工作。他們為我們解決了很多困難。1844年顧聖先生在中國的時候，為他做翻譯和幫助他的都是傳教士；1853年馬沙利（Humphrey Marshall）先生和1854年麥蓮（Robert M.McLane）先生在中國任職時，擔任他們翻譯的也都是傳教士。我們這次在中國工作期間，裨治文博士給予了我們莫大的幫助。現在他們仍然在盡他們所能為我們分憂解難。我要向他們表示真誠的謝意，感謝他們給了我那麽多幫助，為我們提出了那麽多寶貴的意見和建議。我還要感謝來自印第安納州的長老會傳教士丁韙良（William A.P.Martin）先生。他懂中國北方話，為我做口譯工作。”（轉引自《衛三畏生平與書信》））英國的情況也並不更好，1816年阿美士德（William Amherst）勛爵率團訪問北京，翻譯工作主要由馬禮遜負責，到了鴉片戰爭談判期間，主要的翻譯一個是馬禮遜的兒子馬儒翰（John R.Morrison），一個則是德國傳教士郭實獵（Karl Gutzla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