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最初的漢語學習（第2/2頁）

同樣是難學的漢語，為什麽傳教士就能夠掌握呢？問題的關鍵在於動力與目標不同。傳教士來中國，志在改變中國人的信仰，這就要求他們了解中國人的心理，知道中國的歷史與文化，而這一切的基礎便是掌握漢語。第二位來華的倫敦會傳教士米憐這樣表白自己的心跡：“我認為要學好這門語言是非常困難的（我至今都沒有任何理由改變這一看法），並且確信，對於一個才能平庸的人，需要長期努力，需要勤奮、專注和堅持不懈，因為掌握漢語知識後就能夠為基督教事業做出更大的貢獻。因此，我下定決心，只要上帝賜給我健康，我將竭盡全力，即使進步緩慢也不灰心沮喪。”（《新教入華十年回顧》）米憐的這段話也道出了其他來華傳教士的心聲。

1829年裨治文來華時，美國海外傳教部總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給他的指示的第一條就是要求他把開始的幾年投入到漢語學習中，並說如果發現廣州的學習環境不理想，可以考慮到馬六甲的英華書院。裨治文後來沒有去英華書院，而是在廣州跟隨馬禮遜學習。1833年另一位美部會傳教士衛三畏到達廣州後，也就順理成章地把裨治文當作了自己的漢語啟蒙老師。本來學習漢語最好是找中國人做老師，但當時清政府的極端文化保守主義政策（教外國人漢語有殺頭之禍）使這一點很難實現。即使能找到個別不怕冒險的老師，在師生雙方都精神緊張的情況下教學效果也一定不會太好。

對於學習一門語言來說，教師固然重要，教材也同樣重要。19世紀早期的情況是，不僅漢語教師稀少，用於學習漢語的教材也很有限，而有限的幾種教材皆是歐洲人的作品。為此裨治文和衛三畏在1840年代陸續編寫了三部工具書，不僅增加了漢語學習者的選擇範圍，而且打破了歐洲人的作品一統天下的局面。

裨治文主持編寫的《廣東方言讀本》首先於1841年出版（印量為800冊），這是美國人編寫的第一部學習漢語的工具書，也是第一本專門用於練習廣東方言的實用手冊，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為了表彰裨治文的這一大貢獻，紐約大學於1841年7月14日授予他神學博士學位。《讀本》的出現無疑為廣東方言的學習提供了有力的幫助。但是大8開本、693頁的部頭使這本工具書使用起來不太方便。簡單實用的《拾級大成》（8開本、287頁）的適時出版滿足了時代和人們的需要。

《拾級大成》（Easy Lessons in Chinese，1842）是衛三畏獨立編寫的第一部漢語工具書。在此之前他參與了《廣東方言讀本》的編寫。在《拾級大成》“前言”中衛三畏說：“本書是為剛剛開始學習漢語的人編寫的，讀者對象不僅包括已經在中國的外國人，也包括還在本國或正在來中國途中的外國人。”全書的內容如下：（1）部首；（2）字根；（3）漢語的讀寫方式介紹；（4）閱讀練習；（5）對話練習（與老師、買辦、侍者）；（6）閱讀文選；（7）量詞；（8）漢譯英練習；（9）英譯漢練習；（10）閱讀和翻譯練習。相對於《廣東方言讀本》偏重於說的練習，《拾級大成》更側重讀、譯的練習，顯然是為了和《讀本》互補。在閱讀練習中，作者的編排是先給出中文，然後是拼音，然後是逐字的英譯，最後是符合英語習慣的翻譯。閱讀練習遵循由易而難，逐級提升的編寫原則，先是單句練習，然後逐漸過渡到成段的文字。翻譯練習的安排也是如此，從字句的翻譯到成段的翻譯，從提供參考譯文到最後不再提供參考譯文，作者顯然希望通過這些練習能夠使學習者比較快地掌握漢語。如果像衛三畏所設想的那樣，一個學習者通過前面的操練最終能夠完成書末成段的中譯英練習（選自《聊齋志異》、《子不語》、《玉嬌梨》、《聖諭廣訓》、《勸世良言》），那麽他確實可以說已經“大成”了。

在《拾級大成》出版兩年後，衛三畏又推出了另一部工具書《英華韻府歷階》（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這是一部英漢詞匯手冊，按照英語字母順序依次列出單詞和詞組，並給出中文的解釋和官話注音。之所以用官話注音，是為了適應中國內地已經逐漸開放的形勢，由於廣東、福建仍然是當時傳教士和其他外國人活動的主要區域，所以在書後的索引中，除了官話注音，衛三畏還給出了該詞匯表中出現的所有漢字（按照214部首排列）的廣州話和廈門話注音。

以上三本工具書的出版標志著美國人的漢語學習和研究已經脫離了最初的篳路藍縷的階段，開始走上了一條逐漸成熟和發達的道路。

原載《江蘇大學學報》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