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遷台前後（第5/12頁）

考古學者夏鼐是傅斯年最倚重的人，自1947年即代理史語所所務。1948年3月21日，他在致傅斯年的信中稱：“現下不比李莊，在李莊生活雖苦，尚無刺激，在首都則一切政治黑暗，皆映入目中，亦使人生反感也。”12大陸易幟前夕，夏鼐屢屢得到赴台的函電，他的抉擇是：“時局已如此，誰還走死路。”13

語言學者丁聲樹的書箱已先運到台灣，但因夫人反對，也就沒有渡海。14

1949年12月18日，共軍的炮火已威脅到成都機場，蔣介石不得不在匆遽之中搭乘專機離開。同天稍早，朱家驊率國府行政院官員飛離成都抵達台灣，繼續以行政院副院長身份代理中研院院長。

隨“國府”到台的院士只有九位：淩鴻勛、林可勝、傅斯年、董作賓、李濟、王世傑、吳稚暉、朱家驊、李先聞，另外去了美國的有陳省身、李書華、趙元任、汪敬熙、胡適、吳大猷等十二人，其余五十多位院士留在大陸。中研院共有五百多人，除了總辦事處、史語所和數學所三個單位共五十余人以外，其余各所全都留在大陸。史語所原有四十一位研究人員，也僅二十位去台（另有兩位赴美）。數學所原有研究和行政人員十八位，去台的也僅四位研究人員和一位行政人員，所長姜立夫完成播遷任務後，堅辭所長之職，返回廣州任教職。

二

1949年2月南京，國民黨軍準備乘船南撤。

1949年6月9日，是中央研究院成立二十一周年，留下來迎接新生的一批研究人員在上海籌辦了最後一次紀念會。此時的中研院暫時處於管理的真空狀態。會議因等候軍管會貴賓光臨，推遲至九點以後開始。走進會場的是一身戎裝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軍區司令員陳毅及其隨從。

會議正式開始，先是竺可楨發言，報告中研院的歷史，述及蔡元培、丁文江，尤其是楊杏佛的篳路藍縷之功。講了大約半個小時，頗有些山高水遠的意味。余下時間，是陳毅將軍作報告。一個小時後，宣傳部馮定講了貫徹陳毅報告的意見。這些內容，濃縮在竺可楨當天的日記中：“述理論對於革命之重要。謂共產黨之成功，由於知識高於國民黨。述共產黨之虛心采納，謂批評不妨嚴，而希望不能過大。謂民主之要義在於少數服從多數，而多數要尊重少數之意見。其言極為合理。”馮定講，“馬列主義為世界理論最高原則。謂無產階級主觀的意見比資產階級客觀的意見更為客觀，言頗費解”。15

6月17日，中研院被軍管會接收。18日中研院聯誼會請民主人士施復亮來講演知識分子的改造。9月16日，氣象學家竺可楨、社會學家陶孟和、物理學家吳有訓等聯名寫信給旅居海外的學者趙元任等，告訴他們上海解放四個月來，“於人民政府領導下，各方面奮力建設均獲相當進展”。動員他們回國參加“新中國建設”。16

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規定在政務院之下設“科學院”，為負責組織全國科學工作的行政部門。11月1日，中國科學院（以下簡稱“中科院”）在北京成立。首任院長郭沫若，副院長陳伯達，另外三位副院長分別是原中研院地質所所長李四光、社會所所長陶孟和、氣象所所長竺可楨。中研院各研究所與北平研究院各研究所以及中國地理研究所等單位，被整合到新成立的中科院下設的地理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哲學、社會學等方面的十五個研究單位。原中研院的所長分別就任中科院部分研究所的所長，趙九章為地球物理所所長，吳學周任物理化學所所長，周仁任冶金陶瓷所所長，羅宗洛任植物生理所所長，王家楫任水生生物所所長，馮德培任生理生化所所長……

李四光還在英國。1949年12月，一位朋友打電話告訴他，國民黨政府駐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開發表聲明拒絕接受職務，否則就要被扣留。李四光當機立斷，只身離開倫敦來到法國。兩星期之後，夫人許淑彬接到李四光來信，說他已到了瑞士與德國交界的巴塞爾。夫婦二人在巴塞爾買了從意大利開往香港的船票，起程秘密回國。1950年4月中旬蒞臨上海，中科院華東辦事處各研究所人員熱烈歡迎李四光，召開了座談會。當時的情況，地方報紙作了報道：

下午，全體人員舉行簡單的歡迎會，由李亞農主席主持，他說：“我們中國科學院同人，每天都在熱烈盼望李副院長回國。李副院長經過種種困難，尤其是國民黨反動派深恐他回國增加人民的力量，不惜勾結英帝國主義阻撓，但仍阻止不住李副院長投向祖國的熱情。這是值得敬佩的。相信他回國後對國家社會一定會有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