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作賓攜女友田野調查風波

田野調查，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人類學對社會科學最大的貢獻，涉及語言學、考古學、民族學、人類學、民俗學等。它是一種使研究者走出傳統“書齋”的“直接觀察法”。早期人類學調查是“一個人的工作”，然“一陰一陽之謂道”，夫婦協作調查效果更佳，如以研究太平洋無文字民族而聞名的美國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就曾和丈夫一同前往南太平洋上的薩摩亞群島（Samoa）研究薩摩亞人的青春期問題。一個人知識有限，夫妻協作，配合默契，也可以克服長期野外生活的孤獨苦悶和種種不適。在國外，這種事屢見不鮮，甚至單身男女同事相伴做田野調查也不罕見。問題是中國有中國的國情，況且是上世紀30年代。

1934年夏天，丁文江（字在君）就任中研院總幹事不久，即致函中研院史語所所長傅斯年，禁止研究人員攜眷外出調查。此令一出，立刻招致史語所二組（語言組）主任趙元任、專任研究員李方桂激烈反對。趙元任是哈佛大學哲學博士，研究漢語語言學；李方桂是芝加哥大學語言學博士，研究“非漢語語言學”1。二人在國際語言學界皆有影響。趙太太楊步偉的祖父是佛學大師楊仁山，李太太徐櫻的父親徐樹錚是北洋陸軍將領。這兩對新派夫妻一向被視為神仙眷侶。

趙元任、李方桂反對“禁止外出調查攜眷”令，甚至提出辭呈相威脅。面對兩位語言學大腕的堅強意志，傅斯年萬般為難。按說，禁令若非他的主意，至少丁文江事先會征求他的意見。此時，他已焦頭爛額，一籌莫展。他於8月4日致電三組（考古組）主任李濟：“趙堅持弟須同意攜眷調查原則；李（李方桂）仍辭。弟毫無辦法，乞兄主持。”這個燙手的山芋，李濟自然不會接，他回電傅斯年，“二組事弟不便主持，若兄有何驅使自當遵命。”2最好的辦法是睜只眼閉只眼，可這不是傅斯年的性格。

遭受如此激烈的反彈，丁文江也始料未及。最後，他只得“與元任當面細談兩次，一切已有比較滿意之解決”，“允將先前致史語所之正式函撤回”。

另一當事者李方桂，原本有赴雲南調查倮倮語的計劃，因禁令改弦易轍，取消了雲南之行。丁文江聞此，8月29日即致函傅斯年表明態度：

雲南調查事，弟始終主張。其所以中途變計者，在兄方面以為藉此調停，在弟方面則完全因為兄引“法律”，一事未了，不添事之原則而放棄。目前弟未進行者，（一）仍固尊重兄意；（二）不欲再使方桂發生任何誤會。故如方桂肯行，弟依然贊成。否則弟不主張。3

直到9月3日，丁文江還向傅斯年談起此事的後遺症：“彼允函方桂，力勸其不再辭職，望兄在平斟酌設法（元任雲，適之拉方桂甚力，此恐不確）。”4當時，胡適為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他力邀李方桂到北大任教，接攬劉半農病逝後遺下的“語音學講座”教職。丁文江與胡適是朋友，越想越氣，處境為難，竟“以去就爭之”。後經中研院院長蔡元培斡旋勸阻胡適的行動，最後改請羅常培出任“語音學講座”教職，事情才大體了結。

1935年，傅斯年視察第十一次殷墟發掘工地。坑右站立者為董作賓，坑左戴禮帽者為傅斯年、李濟（右起）。

李方桂的雲南之行則因此延宕至1940年春，而他也不會再提“攜眷調查”舊事，他帶了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馬學良同行。他們到了雲南的路南縣尾則村。那次調查的結果，馬學良於1941年寫成畢業論文《撒尼倮倮語語法》，經過幾年的補充和完善，最終以《撒尼彝語研究》為書名於1950年由中國科學院編輯，商務印書館出版。後來馬學良成為彝族語言文化研究的權威。沒想到是他成了那次“反對攜眷風波”的間接受益者。

此後，趙元任也並未有過攜眷外出做田野調查的記錄。殊不知僅隔一年，史語所風波再起。

1935年3月10日，史語所在河南安陽5侯家莊西北岡開始第十一次殷墟發掘。此次發掘所獲極豐，震驚世界。前後發掘了四座大墓，四百一十一座小墓，出土牛鼎、鹿鼎、石盤、銅盔、戈、矛等，石器、玉器多件，以及精美的象牙碗、鳥獸形儀仗等。

4月初，董作賓（字彥堂）代表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前往考古工地監察殷墟發掘工作。他是史語所元勛，也是殷墟第一次大規模科學發掘的主持人，此後又多次參加殷墟的系統發掘，並開始對甲骨文全面研究，提出甲骨斷代的標準，主持了殷代帝王世系年譜等重大課題的研究，成果引人矚目。董作賓此次到工地，有些欣欣然，竟攜女友熊海平同行，並同寓史語所安陽辦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