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遷台前後

一

1948年9月，“國立中央研究院”（以下簡稱“中研院”）代院長朱家驊邀請新當選的首屆院士到南京參加第一次院士會議。此時，遼沈戰役已經打響，有的當選院士是在炮火紛飛中從東北、華北坐船到的南京。盡管一路上擔驚受怕，但多數人的情緒未受大挫。

中研院是民國“最高學術研究機關”，1928年6月9日在上海成立，隸屬國民政府，首任院長蔡元培。總辦事處在南京；設在南京的還有天文研究所、氣象研究所、 自然歷史博物館、社會科學研究所（以下簡稱“社會所”）、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設在上海的有物理研究所、化學研究所、工程研究所、地質研究所；設在北平的有心理研究所。

1930年7月1日，中研院首屆院務年會。

截至1948年9月，中研院共召開了三屆評議會，遴選了第二任院長人選，設立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獎。1948年春，本著公平、公開的原則，經過評議員幾輪投票，選出了中研院首屆院士，完成了以院士為主體的國家科學院體制建設。4月1日，中研院正式公布首屆八十一位院士名單，皆為國中望重之士。數理學組有微分幾何的開拓者蘇步青，微分幾何的奠基人陳省身，國際公認的數論權威華羅庚，在臨床生化、免疫化學、營養學以及氨基酸等方面有重要貢獻的吳憲，有機化學的微分析奠基人莊長恭，對於地質學和古生物學貢獻卓越的李四光、翁文灝、楊鐘健、章鴻釗等，中國氣象學與氣候學的創始人竺可楨，中國最有名的橋梁專家茅以升，研究制堿堪稱世界一流的化學工程師侯德榜等；生物學組有我國藥理學研究的創始人、以研究麻黃素聞名的陳克恢、體質人類學家吳定良、生物學家童第周等；人文組有胡適、陳垣、馮友蘭、金嶽霖、湯用彤、郭沫若、蕭公權、錢端生等，其中史語所入選的有史學家陳寅恪、傅斯年，語言學家李方桂、趙元任，考古學家李濟、董作賓、梁思永等。梁思永的二哥、建築學家梁思成亦同時入選。有人這樣評價當時的中研院：“生物組接近世界最高水平，數理組與世界頂尖水平不相上下，人文組幾乎達到世界一流水平。”

1948年9月23日上午10時，“國立中央研究院成立二十周年紀念會暨第一次院士會議”在南京雞鳴寺中研院禮堂舉行。八十一位院士有五十一位出席。身披黑色大氅的蔣介石在陰雨蒙蒙中趕來主持典禮，政府要員何應欽，應邀嘉賓南開校長張伯苓、金陵女大校長吳貽芳等相繼蒞臨。會場布置簡樸，未擺設鮮花，天氣陰沉，亦未開燈。此次民國史上最重要的科學盛會，頗有些“美人遲暮”的況味。

朱家驊宣布開幕，“蔣總統”訓詞後即退席。朱家驊致開幕詞。院士代表翁文灝、張元濟和胡適相繼發言。八十三歲的張元濟為實現教育救國的夢想，大半生主持商務印書館，被譽為清末民初“中國出版第一人”。他對硝煙彌漫的國共內戰憂心忡忡，認為阻礙了建設與學術之發展。他說：“倘若再打下去，別的不用說，我恐怕這個中央研究院，免不了要關門。”這番話使在場者相顧失色。胡適溫和的發言有調節氣氛的作用，他說：“不是我們掛方牌子作院士，只坐享其成；或者下半世紀也靠自己成績吃飯，而不繼續工作。中央研究院不是學術界的養老院，所以一方面要鼓勵後一輩。我們可以夠得上作模範，繼續工作，才不致使院士制度失敗。第二，多收徒弟。今天我們院士中，年紀最輕的有兩位算學家，也是四十歲的人了。我想我們這一點經驗方法已經成熟，可以鼓勵後一代。再即希望以後二十年，二百年，本院這種精神發揚光大起來。願互相勉勵。”胡適所說的年輕算學家一位是三十七歲的陳省身，一位是三十九歲的華羅庚。

當晚，舉行盛大宴會。據史語所考古組石璋如回憶：

從總辦事處到地質研究所前頭的空曠處，桌子一路排開，放上酒跟點心，夜裏燈火通明，稱作遊園會。剛開始的時候人很多，愛去哪桌吃，喝酒都可以，可是天候不巧，打了響雷下起陣雨，大家就集中到總辦事處的講演大廳去……1

那道驚雷仿佛是不祥的預兆，形勢很快急轉直下。

首屆院士會議閉幕前，國民黨軍隊在山東濟南的防守戰中潰敗，防線退到淮海地區。朱家驊預感到下一步的戰局將持續惡化，長江天塹難恃，寧、滬抑或不保，於是考慮再度將中研院搬遷到安全地區，初定的目標有廣州、桂林、重慶和台北四地。他曾以中研院代院長兼教育部長的身份“視察台灣教育”，確定應變策略：以台灣大學為基地，安排由內地遷台的研究院所和專家教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