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兵制（第2/7頁）

秦漢統一以後，全國皆兵之制，便開始破壞。《漢書?刑法志》說：“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後漢書?光武紀》注引《漢官儀》建武七年。說：“高祖令天下郡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立秋後講肄課試。”則漢兵制實沿自秦。《漢書?高帝紀》注引《漢儀注》二年。說：“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禦騎馳戰陳，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裏。”《昭帝紀注》引如淳說：元鳳四年。“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叠為之，是為卒更。貧者欲得雇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為踐更。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此為秦漢時人民服兵役及戍邊之制。法雖如此，事實上已不能行。晁錯說秦人謫發之制，先發吏有謫及贅婿、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見《漢書》本傳。此即漢世所謂七科謫。見《漢書?武帝紀》天漢四年《注》引張晏說。二世時，山東兵起，章邯亦將驪山徒免刑以擊之。則用罪人為兵，實不自漢代始。漢自武帝初年以前，用郡國兵之時多，武帝中年以後，亦多用謫發。此其原因，乃為免得擾動平民起見。《賈子書?屬遠篇》說：“古者天子地方千裏，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五百裏而至。公侯地百裏，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五十裏而至。秦輸將起海上，一錢之賦，十錢之費弗能致。”此為古制不能行的最大原因。封建時代，人民習於戰爭，征戍並非所懼。然路途太遠，曠日持久，則生業盡廢。又《史記?貨殖傳》說，七國兵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賫貸子錢。則當時從軍的人，所費川資亦甚巨。列侯不免借貸，何況平民？生業盡廢，再重以路途往來之費，人民在經濟上，就不堪負擔了。這是物質上的原因。至於在精神上，小國寡民之時，國與民的利害，較相一致，至國家擴大時，即不能盡然，何況統一之後？王恢說戰國時一代國之力，即可以制匈奴，見《漢書?韓安國傳》。而秦漢時騷動全國，究竟宣元時匈奴之來朝，還是因其內亂之故，即由於此。在物質方面，人民的生計，不能不加以顧恤；在精神方面，當時的用兵，不免要招致怨恨；就不得不漸廢郡國調發之制，而改用謫發、謫戍了。這在當時，亦有令農民得以專心耕種之益。然合前後而觀之，則人民因此而忘卻當兵的義務，而各地方的武備，也日益空虛了。所以在政治上，一時的利害，有時與永久的利害，是相反的。調劑於兩者之間，就要看政治家的眼光和手腕了。

民兵制度的破壞，形式上是在後漢光武之時的。建武六年，罷郡國都尉官。七年，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自此各郡國遂無所謂兵備了。後來有些緊要的去處，亦復置都尉。又有因亂事臨時設立的。然不是經常、普遍的制度。而外強中弱之機，亦於此時開始。漢武帝置七校尉，中有越騎，胡騎，及長水。見《漢書?百官公卿表》。長水，顏師古雲：胡名。其時用兵，亦兼用屬國騎等，然不恃為主要的兵力。後漢光武的定天下，所靠的實在是上谷漁陽的兵，邊兵強而內地弱的機緘，肇見於此。安帝以後，羌亂頻仍，涼州一隅，迄未寧靜，該地方的羌、胡，尤強悍好鬥。中國人好鬥的性質，誠不能如此等淺演的降夷，然戰爭本不是單靠野蠻好殺的事。以當時中國之力，謂不足以制五胡的跳梁，決無此理。五胡亂華的原因，全由於中國的分裂。分裂之世，勢必軍人專權，專權的軍人，初起時或者略有權謀，或則有些獷悍的性質。然到後來，年代積久了，則必入於驕奢淫佚。一驕奢淫佚，則政治紊亂，軍紀腐敗，有較強的外力加以壓迫，即如山崩川潰，不可復止。西晉初年，君臣的苟安，奢侈，正是軍閥擅權的結果，五胡擾亂的原因。五胡亂華之世，是不甚用中國人當兵的。說已見第四章。其時用漢兵的，除非所需兵數太多，異族人數不足，乃調發以充數。如石虎伐燕，苻秦寇晉諸役是。這種軍隊，自然不會有什麽戰鬥力的。軍隊所靠的是訓練。當時的五胡，既不用漢人做主力的軍隊，自然無所謂訓練。《北齊書?高昂傳》說：高祖討尒朱兆於韓陵，昂自領鄉人部曲3000人。高祖曰：“高都督純將漢兒，恐不濟事，今當割鮮卑兵千余人，共相參雜，於意如何？”昂對曰：“敖曹所將部曲，練習已久，前後戰鬥，不減鮮卑。今若雜之，情不相合。願自領漢軍，不煩更配。”高祖然之。及戰，高祖不利，反借昂等以致克捷。可見軍隊只重訓練，並非民族本有的強弱。所以從劉石倡亂以來，至於南北朝之末，北方的兵權，始終在異族手裏。這是漢族難於恢復的大原因。不然，五胡可乘的機會，正多著呢？然則南方又何以不能乘機北伐？此則仍由軍人專橫，中央權力不能統一之故。試看晉朝東渡以後，荊、揚兩州的相持，宋、齊、梁、陳之世，中央和地方政府互相爭鬥的情形，便可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