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賦稅（第3/6頁）
財政的規模，既經擴張，自當創設新稅。創設新稅，自當用間接之法，避免直接取之於農民。此義在先秦時，只有法家最明白。《管子?海王篇》說，要直接向人民加賦，是人人要反對的。然鹽是無人不吃的；鐵器亦不論男女，人人要用，如針、釜、耒、耜之類；在鹽鐵上加些微之價，國家所得，已不少了。這是鹽鐵官賣或收稅最古的理論。此等稅或官賣，古代亦必有行之者。漢代郡國，有的有鹽官、鐵官、工官，收工物稅。都水官，收漁稅。有的又沒有，即由於此。當此之時，自應由中央統籌全局，定立稅法；或由中央直接征收，或則歸之於地方。但當時的人，不知出此。桑弘羊是治法家之學的；王莽實亦兼采法家之說；見第五章。所以弘羊柄用時，便筦鹽鐵、榷酒酤，並行均輸、算緡之法；千錢為緡，估計資本所值之數，按之抽稅。王莽亦行六筦之制。見第五章。然行之既未盡善；當時的人，又大多數不懂得此種理論。汲黯說：天子只該“食租衣稅。”晉初定律，把關於酒稅等的法令，都另編為令，出之於律之外，為的是律文不可時改，而此等稅法，在當時，是認為不正當，天下太平之後，就要廢去的。見《晉書?刑法志》。看這兩端，便知當時的人，對於間接稅法，如何的不了解。因有此等陳舊的見解，遂令中國的稅法，久之不能改良。
田租口賦兩種項目，是從晉定《戶調式》以後，才合並為一的。戶調之法，實起源於後漢之末。魏武帝平河北，曾下令：田租之外，只許每戶取綿絹若幹，不準多收。見《三國魏志?武帝紀》建安九年《注》。大約這時候，（一）人民流離，田畝荒廢，有能從事開墾的，方招徠之不暇，不便從田租上誅求。（二）又人民的得錢，是比較艱難的，這個歷代情形都如此。所以租稅征收谷帛，在前代，是有益於農民的。必欲收錢，在征收租稅時，錢價就昂貴，谷帛的價，就相對下落了。漢世錢價貴，喪亂之際，賣買停滯，又不能誅求其口錢。所以不如按戶責令交納布帛之類。這原是權宜之法。但到晉武帝平吳，制為定式之後，就成為定法了。戶調之法，是與官授田並行的。當時男子一人，占田70畝；女子30畝。其外，丁男課田50畝，丁女20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丁男之戶，歲輸絹3匹，綿3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北魏孝文帝均田令，亦有授田之法。已見第五章唐時，丁男給田1頃，以20畝為永業，余為口分。每年輸粟3石，謂之租。看地方的出產，輸綿及絲麻織品，謂之調。力役每年20日，遇閏加2日，不役的納絹3尺，謂之庸。立法之意，本是很好的。但到後來，田不能授，而賦稅卻是按戶征收了。你實際沒有田，人家說官話不承認。兼並的人，都是有勢力的，也無人來整頓他。於是無田的人，反代有田的人出稅。人皆托於宦、學、釋、老，或詐稱客戶以自免。其弊遂至不可收拾，當這時代，要想整頓，（一）除非普加清厘，責令兼並的人，將多余的田退還，由官分給無田者。（二）次則置兼並者於不問，而以在官的閑田，補給無田的人。其事都不能行。（三）於是德宗時，楊炎為相，犧牲了社會政策的立法，專就財政上整頓，就有財產之人而收其稅，令於夏秋兩季交納，夏輸毋過六月，秋輸毋過十一月。是為兩稅。兩稅法的精意，全在“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十八個字。社會立法之意，雖然犧牲了，以財政政策而論，是不能不稱為良法的。
“兩稅以資產為宗”，儻使就此加以研究改良，使有產者依其財產的多少，分別等第，負擔賦稅，而於無產者則加以豁免，則雖不能平均負賦，而在財政上，還不失公平之道，倒也是值得稱許的。然後此的苛稅，仍是向大多數農民剝削。據《宋史?食貨志》所載，宋時的賦稅：有田畝之賦和城郭之賦，這是把田和宅地分別征收的，頗可稱為合理。又有丁口之賦，則仍是身稅。又有雜變之賦，亦稱為沿納，是兩稅以外，苛取於民，而後遂變為常稅的，在理論上就不可容恕了。但各地方的稅率，本來輕重不一。苛捐雜稅，到整理之時，還能定為常賦，可見在理論上雖說不過去，在事實上為害還是不很大的。其自晚唐以來，厲民最甚，直至明立一條鞭之法，為害才稍除的，則是役法。
力役是征收人民的勞力的。人民所最缺乏的是錢，次之是物品。至於勞力，則農家本有余閑，但使用之不失其時，亦不過於苛重，即於私人無害，而於公家有益。所以役法行之得當，亦不失為一種良好的賦稅。所以現行征工之法，限定可以征工的事項，在立法上是對的。但是晚唐以後的役法，其厲民卻是最甚的。其原因：由於此時之所以役民者，並非古代的力役之征，而是庶人在官之事。古代的力役之征，如築城郭、宮室、修溝渠、道路等，都是人人所能為的；而且其事可以分割，一人只要應役幾日；自然不慮其苛重了。至於在官的庶人，則可分為府、史、胥、徒四種，府是看守財物的。史是記事的。胥是才智之稱，所做的，當系較高的雜務。“徒，眾也，”是不須才智，而只要用眾力之時所使用的，大概用以供奔走。古代事務簡單，無甚技術關系，即府史亦是多數人所能做，胥徒更不必論了。但此等事務，是不能朝更暮改的。從事其間的，必須視為長久的職業，不能再從事於私人的事業，所以必須給之祿以代耕。後世社會進步了，凡事都有技術的關系，築城郭、宮室，修溝渠、道路等事，亦有時非人人所能為，何況府史胥徒呢？如徒，似乎是最易為的。然在後世，有追捕盜賊等事，亦非人人所能。然晚唐以後，卻漸根據“丁”、“資”，以定戶等而役之。（一）所謂丁資，計算已難平允；（二）而其所以役之之事，又本非其所能為；（三）而官又不免加以虐使；於是有等職務，至於破產而不能給。人民遂有因此而不敢同居，不敢從事生產，甚至有自殺以免子孫之役的。真可謂之殘酷無倫了。欲救此弊，莫如分別役的性質。可以役使人民的，依舊簽差。不能役使人民的，則由公家出錢雇人充任。這本不過恢復古代力役之征，庶人在官，各不相涉的辦法，無甚稀奇，然宋朝主張改革役法的王安石，亦未計及此。王安石所行的法，謂之免役。案宋代役法，原有簽差雇募之分。雇役之法：（一）者成為有給職，其人不至因荒廢私計而無以為生。（二）者有等事情，是有人會做，有人不會做的，不會做的人要賠累，會做的人則未必然。官出資雇募，應募的自然都是會做這事情的人，決不至於受累，所以雇役之法，遠較差役為良。但當時行之，甚不普遍。安石行免役之法：使向來應役的人，出免役錢；不役的人，出助役錢；官以其錢募人充役。此法從我們看來，所失者，即在於未曾分別役的性質，將可以簽差之事，仍留為力役之征，而一概出錢雇募。使（一）農民本可以勞力代實物或貨幣的，亦概須以實物或貨幣納稅。（二）而公家本可征收人民勞力的事，亦因力役的習慣亡失，動須出錢雇募。於是有許多事情，尤其是建設事務，因此廢而不舉。這亦是公家的一筆損失。但就雇役和差役兩法而論，則雇役之法，勝於差役多了。而當時的舊黨，固執成見。元祐時，司馬光為相，竟廢雇役而仍行差役。此後雖亦差雇並行，總是以差為主，民受其害者又數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