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選舉

國家，因為要達其目的，設立許多機關，這許多機關，都是要有人主持的。主持這些機關的人，用何法取得呢？這便是選舉問題。

選舉是和世襲對立的。按世襲之法，倘一個位置出缺，便有一個合法繼承的人，不容加以選擇。選舉之法則不然，他是毫無限制，可以任有選舉權者，選舉最適宜的人去擔任的。這是就純粹的選舉和世襲說；亦有從兩方面說，都不很純粹的，如雖可選擇，仍限於某一些人之內之類是。但即使是不純粹的選舉，也總比純粹的世襲好些。西洋某史家曾把中國兩漢時代的歷史，和羅馬相比較，他說：凡羅馬衰亡的原因，中國都有的。卻有一件事，為中國所有，羅馬所無，那便是選舉。觀此，便知選舉制度關系之重大了。

選舉制度，在三代以前，是與世襲並行的。俞正燮《癸巳類稿》，有一篇《鄉興賢能論》，說得最好，他說：古代的選舉，是限於士以下的，大夫以上是世官。這是什麽理由呢？第四章已經說過：元始的政治，總是民主的，到後來，專制政治才漸漸興起，如其一個國家是以征服之族和被征服之族組成的，高級的位置自然不容被征服之族染指。即使原是一族，而專制政治既興，掌握政權的人，也就漸漸的和群眾離開了。所以選舉僅限於士以下。

士以下的選舉乃系古代部族，專制政治尚未興起時的制度，留遺下來的。其遺跡略見於《周官》。據《周官》所載：凡是鄉大夫的屬官，都有考察其民德行道藝之責。三年大比，則舉出其賢者能者，“獻賢能之書於王。”《周官》說：“此之謂使民興賢，入使治之；使民興能，出使長之。”俞正燮說：入使治之，是用為鄉吏。即比閭族黨之長，見上章。出使長之，是用為伍長；這是不錯的。比閭族黨等，當系民主部族固有的組織，其首領，都是由大眾公舉的。專制政體興起後，只是把一個強有力的組織，加於其上，而於此等團體固有的組織，並未加以破壞，所以其首領還是出於公舉的，不過專制的政府，也要加以相當的參預幹涉罷了。如雖由地方公舉，然仍須獻賢能之書於王。

在封建政體的初期，上級的君大夫等，其品性，或者比較優良，但到後來，就漸漸的腐化了。由於上級的腐化和下級的進步，參看第四章。主持國政者，為求政治整飭起見，不得不逐漸引用下級分子，鄉間的賢能，漸有升用於朝廷的機會，那便是《禮記?王制》所說的制度。據《王制》說：是鄉論秀士，升諸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諸學，曰俊士。既升於學，則稱造士。大樂正論造土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官指各種機關，謂分別其材能，適宜於在何種機關中辦事。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然後因其材而用之。案《周官》司士，掌群臣之版，名籍。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也是司馬的屬官。《禮記?射義》說：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以中之多少，定得與於祭與否，可見射宮即在太廟之中。古代規制簡陋，全國之中，只有一所講究的屋子，謂之明堂。也就是宗廟，就是朝廷，就是君主所居的宮殿，而亦即是其講學的學校，到後來，這許多機關才逐漸分離，而成為各別的建築。詳見第十五章。合觀《周官》、《王制》、《射義》之文，可知在古代，各地方的貢士，是專講武藝的。到後來，文治漸漸興起，於是所取的人才，才不限於一途。所以司馬要辯論官材，此時的司馬，乃以武職兼司選舉，並非以武事做選舉的標準了。此為選舉之逐漸擴大，亦即世襲之漸被侵蝕。

到戰國之世，世變益亟，腐敗的貴族，再也支持不了此刻的政治。而且古代的貴族，其地位，是與君主相逼的，起於孤寒之士則不然，君主要整頓政治，擴充自己的權力，都不得不用遊士。而士人也有懷抱利器，欲奮志於功名的。又有蒿目時艱，欲有所藉手，以救生民於塗炭的。於是君主和遊士相合，以打擊貴族，貴族中較有為的，亦不得不引用遊士。選舉之局益盛，世襲之制愈微。然這時候，遊士還是要靠上級的人引用的。到秦末，豪傑起而亡秦，則政權全入下級社會之手，更無所謂貴族和遊士的對立了。此為漢初布衣將相之局。《廿二史劄記》有此一條，可參看。在此情勢之下，用人自然不拘門第，世襲之局，乃於此告終。

漢以後，選舉之途，重要的，大概如下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