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角逐金牌（第2/6頁）

在芝加哥無與倫比的建設大發展期間，布倫戴奇對該市崛起的城市天際線，做出了實實在在的貢獻。1923年至1928年，芝加哥每年的新建設投資，超過了2.5億美元，1926年的峰值達到3.66億美元。起初，布倫戴奇的公司，主要集中於建造公寓樓，其中許多成為了芝加哥北岸大道黃金海岸的亮點。隨後，他又承建了十幾座辦公大樓和眾多酒店，包括海德公園南岸大道的濱湖酒店（成為該市政客、盜匪、來訪社會名流的主要聚集地）、銀行、鄉村俱樂部，以及伊利諾伊州威爾梅特的巴哈伊靈曦堂。布倫戴奇最值得炫耀的工業建設項目，是福特汽車公司的總裝廠房，那是一棟面積接近100畝的單體建築，用掉了15萬袋水泥。最初，那棟巨型廠房用於大規模生產福特T型車，後來轉而生產福特公司的其他車型。1950年，從該廠房駛出了154244輛汽車。

隨著經濟泡沫破裂和華爾街股市大跳水，布倫戴奇的收益也難逃厄運。美國經濟大蕭條期間，他的所有經營活動消失殆盡。然而，布倫戴奇巧妙嫻熟，最終穿越了四面楚歌的困境。1932年，他成立了洛亞諾克地產公司，並通過該公司，拿下了那些拖欠工程款建築的所有權。用布倫戴奇的話講：“你就算不是個奇才，也會懂得要以白菜價買垃圾公司的股票和債券，之後坐等上漲。我只是有些小運氣而已。”布倫戴奇擁有的不僅是運氣。長期負責管理布倫戴奇藝術收藏的，是雷內·伊馮·勒費布爾·德阿爾讓斯。幾年後，布倫戴奇向他講過一個故事：美國經濟大蕭條期間，布倫戴奇曾與芝加哥一位親密同事見面。兩位朋友開始掰著手指頭，計算當時他們認識的人當中，有多少人自己尋了短見，“結果是高達50人”（之前，布倫戴奇對卓別倫講過同樣的故事，那時的人數是40人。布倫戴奇補充說：“有意思的是，在那些人當中，沒有一個人練過體育”）。

在美國新政時代，布倫戴奇與許多努力奮鬥的企業家一樣，不贊成美國公共事業振興署的建設項目和社會保障事業，擔心那會使美國走向社會主義。在外交政策方面，布倫戴奇與《論壇報》出版人羅伯特·麥考密特上校的看法基本一致。在每周一次的無線電廣播中，上校嚴厲批評各種形式的自由主義。布倫戴奇與上校一樣，也是狂熱的孤立主義者和美國第一委員會的著名成員。1940年8月，作為芝加哥“阻止美國參戰委員會”聯合主席，布倫戴奇邀請了查爾斯·林德伯格，他們在“軍人運動場”向大約5萬名志趣相投的信徒發表演講（珍珠港事件發生後，那兩個委員會土崩瓦解）。布倫戴奇反戰情緒慷慨激昂，以致傻帽兒似的接受了一份邀請，他竟然在“德國日”集會時，到紐約的麥迪遜廣場發表了演講。之前，他對活動的贊助者“德裔美國人支持納粹同盟”一無所知。布倫戴奇的演說引發了一片贊同的尖叫，他宣告：“我們身處美國，可通過觀察、研究德國經驗，學習到很多東西。”他鄭重其事地滔滔不絕，“如果我們要保護自由和獨立，就必須采取措施，讓我們的愛國主義永不衰竭。”

布倫戴奇擔任國際奧委會主席一職充滿爭議。其間和之後，他一直深受上述言論和其他話語的困擾。然而，在我們看來，他在芝加哥度過的那些緊張暴躁的歲月，對理解他後來從事奧林匹克和藝術收藏事業至關重要。在遭受芝加哥式肮臟政治潛規則的羞辱後，他把運動場理想化，視其為一塵不染的競技場，希望在競技場上，使展現個性力量和服從規則相輔相成，鼓勵運動員自由公平地競賽。布倫戴奇對奧林匹克運動的期望，與古代希臘如出一轍，認為現代奧運會有可能促進奧林匹克和平。而奧運會1896年在雅典復活後的情況，似乎正是如此。但是，自奧運會伊始，參與者之間一直存在唇槍舌劍，令人惱怒。特別是主要競爭大國，它們在旗幟、設施、裝備、規則、酬金、穿插表演特色、婦女及少數民族的適當作用等方面爭執不休。例如，1904年第三屆聖路易斯奧運會，作為主辦方的美國，試圖在為期兩天的“人類學日”期間舉辦“土著運動會”，以展現當代希臘人與野蠻人之間的區別。“人類學日”的競爭對手，是亞洲人、非洲人和美國印第安人。他們都身穿模式化的民族服飾，借以暗示次等血統民族的次要角色。“土著”為掙零花錢參加比賽，被認為與奧林匹克精神背道而馳。人們對那種帶有種族歧視的競賽場面驚愕不已，包括現代奧林匹克運動主要發起人的顧拜旦男爵。後來，顧拜旦對此評論道：“除了美國，世上沒有任何地方，膽敢在奧運會期間安排此類活動。”盡管如此，事實證明，奧運會的神秘魅力富有傳染性。很快，參加奧運會成為一種另辟蹊徑、流行並被廣為接受的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