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馬拉松（第5/11頁）

因此，當普艾倫終於離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時，該館的許多研究員希望廣受尊重的奧斯溫·比斯特菲爾德能夠接手遠東藝術部。那種情形沒有出現。知情人士推測，比斯特菲爾德未能如願的決定性因素，是有人指控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在德國軍隊中服役。據說，那種歷史汙點指責，尤其讓迪特裏希·範·博特墨感到不爽。他是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資深古代文物研究員，屬於德國擁有貴族頭銜家族的後代。範·博特墨曾是英國劍橋大學的德國羅德學者，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他正在美國訪問。他到美軍太平洋戰區做志願者，贏得了一枚青銅星章和一枚紫星勛章。

普艾倫不情願地退休後，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遠東藝術部的繼任首席研究員是周方，他是美國培養的華裔陶瓷專家。周方缺乏普艾倫編織人脈網絡的技能，尤其缺少與有影響力董事們的互動。20世紀60年代，雖然紐約的美術館充滿了來自亞洲的私人藏品，但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遠東藝術部，在那10年期間基本上處於休眠狀態。該館在此領域的主要競爭對手，即波士頓、華盛頓、克利夫蘭和堪薩斯城的博物館，則充分利用了市場的流動性，不斷擴大各自的亞洲藝術藏品。作為美國主要大都市的紐約，則在爭奪遠東藝術重要戰利品方面作繭自縛。

1970年，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將迎來建館百年紀念。上述經歷，則很像一場為百年慶典準備的序幕。此時，托馬斯·霍文館長已經掌管了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他在館長寶座上苦心經營了3年，努力使博物館從象牙塔休眠狀態中驚醒，並獲得了博物館董事會會長道格拉斯·迪隆的堅決支持。霍文的父親沃爾特·霍文，是美國零售業巨頭蒂芙尼公司的老板。從兒時起，小霍文便在紐約巨富及其女眷的呵護下成長。霍文曾在紐約市長約翰·林賽手下擔任過市公園管理局主任一職；因此，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董事會擔任了市政府派駐官董事。1966年5月，霍文參加了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董事會。在那次會議上，一位董事對詹姆斯·羅瑞墨館長提出質疑，稱他從一家德國拍賣行接受了一件禮物，並轉給了中世紀藝術部，那件東西有可能屬於享受免稅待遇的禮物。因此，那位董事攻擊館長在道德判斷上出了問題。董事會舉行了口頭投票，對館長的決定予以支持。羅瑞墨館長則火冒三丈，當晚，疾病纏身的他死於突發腦溢血。

在道格拉斯·迪隆和托馬斯·霍文的兩頭政治領導下，那種要命的戲劇結果再未在博物館裏出現。實際上，兩人的聯手使博物館的場館面積和發展雄心倍增。1970年，迪隆接替老亞瑟·霍頓（他是康寧玻璃制造公司老板、古波斯彩色手稿收藏家），擔任了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董事會的會長。迪隆是投資銀行家，在艾森豪威爾和肯尼迪政府中擔任過要職（美國駐法國大使和財政部長），收藏印象派藝術，在慈善、社會領域和高官中擁有廣受尊敬的影響力。那一切，都讓他為博物館董事會會長一職注入了許多新東西。迪隆十分清楚，亞洲藝術在博物館戰略和財政方面非常重要。盡管如此，截至當時，他對亞洲藝術的審美意義，只是表現出不溫不火的興趣。據一位同事記述，迪隆位於曼哈頓上城東區的公寓裏，唯一與亞洲有關的裝飾，是一些中國設計風格的壁紙。此時，迪隆和霍文聯手，確保獲得董事會的支持，大膽將博物館收藏方向轉向遠東。用一個具有神奇魔力的詞匯解釋，那種轉變，基本上屬於“百科全書式”。

從廣義上講，自啟蒙時代以來，西方流行著兩類博物館：國家博物館和百科全書式博物館。前者一般展示單一文化，“試圖向當地人解釋那種文化，使其合法化”。在此，我們再次引述蓋蒂基金會主任詹姆斯·庫諾的觀點；他認為，後者是“把關注點指向遙遠文化，請觀眾尊重其他文化的價值，探尋不同文化之間的聯系”。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從建館時起，便毫不掩飾其征集百科全書式博物館藏品的發展方向。該館的亞洲藝術收藏，無疑屬於該館的短板。因此，博物館的董事們給予了迪隆和霍文範圍寬廣的授權，對亞洲藝術部的發展給予鼓勵，並把觸角伸向其他未受重視的領域。他們修訂了博物館章程，賦予董事會會長和各主要專業委員會更大的權力。在迪隆的領導下，一度停止的董事會逐步恢復，兩月一次準時舉行例會，審批各委員會的決定。實際上，迪隆成了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首席執行官。霍文館長也照方抓藥，給自己弄了個新頭銜“委員長”，擴大了博物館各業務部門主任的權力。從此舉受益的，不只是該館的亞洲藝術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