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馬拉松（第4/11頁）

在給高居翰的一封信中，普艾倫對那些貶低者給予了有力回答。當時，高居翰就繪畫征集問題征求他的意見。普艾倫說：“至於繪畫，許多古董店裏都有不少，成百上千不在話下，一些屬於極品，絕大多數屬於裝飾品或復制品，等待那些不小心的西方人和東方人打眼。”因此，普艾倫拒絕向人提供去哪兒，以及買什麽的建議。他進一步寫道：

（我不向你提供藏品征集單子的）一個更好理由，是我信奉佛教禪宗。有時候，禪宗不傾向爭論。涉及中國繪畫時，我也不參與爭論。我對一幅繪畫所能說的，只有我喜歡或者不喜歡。對於那些事情，只有一個選擇讓我真正感興趣，那就是我的選擇。“所有金童和玉女，都和清潔工無異，終將變成土和泥。”那首打油詩，同樣適用於博物館研究員。

只要有機會，作為遠東藝術部主任的普艾倫，就把絕大多數有力批評，賞賜給自己的副手恩斯特·奧斯溫·普林茨·祖爾·利佩·比斯特菲爾德。與波什·雷茨一樣，比斯特菲爾德同樣在德國學習，他的祖先也享有特權（他的兄弟是伯恩哈德親王，是荷蘭女王朱麗安娜的丈夫）。比斯特菲爾德在德國波茨坦學習中文，在柏林大學提交了一篇有關元代畫家李衍墨竹畫論文的翻譯，（以優等成績）拿到了博士學位。1949年，他開始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擔任高級研究者。一年以後，當上了副研究員。1964年，他未能獲得提名成為普艾倫的繼任者。他在辭職前，獲得了博物館高級研究員稱號。比斯特菲爾德發表過許多論文、評論和評注，對藏品擁有廣受尊重的鑒定眼力。

普艾倫總是例行公事，請比斯特菲爾德審核自己的文章和圖解，看其準確與否。上述一切，解釋了其中原因。目前，在史密森尼學院档案館，可以查閱到比斯特菲爾德親王對普艾倫請求的應答：他依據事實進行的修改，密密麻麻，一頁接著一頁。在一份標注日期為1955年10月31日的備忘錄中，比斯特菲爾德對頂頭上司的漫不經心發起了挑戰，他稱普艾倫對“學者們為誰、何時、畫了什麽之類的爭論”不以為然。實際上，搞清楚那些事情，“正是博物館研究員的本職工作，也是我們領取薪水的原因”。

盡管如此，普艾倫也取得了應有的成就。他尤其擅長以戲劇效果布置展覽。比如，1945年，他組織舉辦了明星展覽《紫禁城服飾展》，其中包括200件1644年至1911年的中國宮廷服飾。該展展品豐富，占據了12個展廳。展覽的高潮部分，是復制了清朝乾隆皇帝某位皇子的陵墓。卡爾文·湯姆金斯對此有過生動描述：

隨皇子陪葬的有他的所有妻妾，她們在宮廷服飾中靜靜地腐爛消失，而那些服飾基本原封未動，只是原有的金銅色，隨著200年間留下的汙漬變得暗淡。普艾倫還把展廳塗成了金銅之間的漸變色，其中隨處夾雜一些濃重的綠色條紋，皇子的妻妾，則以姿態各異的人體模型假扮。普艾倫從一家醫療設備機構租用了一具人體骨架，將其塗成金色，讓它身著皇子服飾斜靠在沙發上。那具人體骨架上有一只古怪的玻璃眼球，令人印象深刻。

展覽開幕前幾天，弗朗西斯·亨利·泰勒館長路過展廳，被那具骨架嚇了一跳。他下令把它撤出展覽。普艾倫把它放入庫房。但是，在展覽開幕的前一晚，他又把它重新放回展廳。事實證明，它成了特別受觀眾歡迎的一件展品。泰勒館長接到報告說，觀眾對人體骨架有批評，也給予了廣泛稱贊。泰勒館長不情願地收回了自己的命令。

但是，不能因此說博物館從其研究員的自我放縱中真正受益。20世紀30年代，普艾倫開始協商征集巴爾收藏的繪畫。1946年，他贏得了博物館的批準，終於以30萬美元天價拿下了一批繪畫。他吹捧說，它們屬於美國所收藏的頂級中國繪畫。巴爾出生於上海，屬於早期涉足中國繪畫的收藏家。普艾倫興致勃勃，向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董事、年輕的納爾遜·洛克菲勒信誓旦旦：“巴爾收藏的19幅卷軸繪畫，每幅都是傑作，其中有8幅無與倫比。”最終征集巴爾那些繪畫時，普艾倫為它們提供了一個展廳，稱那裏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空間”。王己千是收藏家，也是古董商，曾精明地對美國所收藏的每幅重要的中國繪畫進行過研究。後來，王己千聲稱：巴爾總共收藏了149件作品，其中只有15件屬於“博物館收藏質量”。霍文館長在日記中，對巴爾藏品大加貶低：“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收藏史上，買入巴爾藏品屬於一個汙點。”總之，有關當時對普艾倫傳奇收藏的評價，克利夫蘭的李雪曼有過幹凈利落的概括。他曾給洛克菲勒三世提交過一份備忘錄，對他如何處置自己收藏的藝術品提出建議，提及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亞洲收藏，他稱其是“有些苟延殘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