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第2/3頁）

伴隨著法西斯主義的出現，西方政治的一個悠久傳統達到了其駭人聽聞的頂點，然後永遠地消逝不見了。在受到古羅馬榜樣激勵的世界政治領袖中，墨索裏尼是最後一個。毫無疑問，法西斯主義者曾為他們的殘酷、自吹自擂、力量心醉神迷，而今天，這些一起連帶他們最高貴的理想都消失了。那種積極公民（activecitizenship）的理想曾深深感動托馬斯·傑斐遜，今天再不時興了。那樣太僵化，太一本正經，顯得律己太過嚴苛。將古羅馬人當作英雄崇拜是19世紀的事，在咄咄逼人的後現代時期，沒有什麽比古典精神更令人厭煩的了。約翰·厄普代克（JohnUpdike）說，我們已經解放了，“從所有壓迫性的古羅馬價值觀”4中解放了。許多個世紀裏，它們構成了公民權利的主要成分，但現在不一樣了。在古人聞所未聞的新大陸的國會山上，眾議院之外為什麽還有一個參議院？很少有人對此費思量。希臘的帕台農神廟仍在激蕩著我們的想象，羅馬的廣場（Forum）卻一去不返了。

我們常常沾沾自喜地想，西方的民主制度僅僅來源於雅典。事實並非如此，我們也是羅馬共和國的繼承人，既繼承了它的優點，也繼承了它的缺陷。若不是有人用過，我本來是會以《公民們》作為書名的。他們是羅馬共和國的支持者，共和國滅亡悲劇的承擔者。其實到了最後，羅馬人自己也厭倦了古代的倫理道德，更願意忍受輕微的奴役，同時享受和平及奴役帶來的其他好處。他們選擇了面包和競技場，不要沒完沒了的內戰。羅馬人已認識到，他們的自由蘊涵著毀滅他們的種子。在後來尼祿和圖密善（Domitian）的殘暴統治時期，這一認識足以引起人們的道德無力感。此後的許多時代都是這樣。

當然，說羅馬人的自由並非虛誇的冒牌貨，也不意味著承認共和國就是一個社會民主的樂園。它肯定不是。羅馬人把自由和平等主義分得很清楚。只有戴著鐐銬的奴隸是真正平等的。對普通公民來說，生活的意義在於競爭，財富和選票是公認的成功標志。立基於此的共和國是一個超級大國，在西方，其影響力和控制範圍都是史無前例的。不過，所有這些都沒有降低羅馬共和國同我們時代的相似性，盡管人們曾以為是那樣的。事實恰恰相反。

其實，從我開始寫這本書以來，拿羅馬與今日美國做比較差不多成了老生常談。對一個歷史學家來說，雖然有時候現實世界發生的事令人震驚，他卻不會大驚小怪。有那麽一些歷史時期，在時間上、空間上離我們都非常遙遠，但它們會突然進入我們視線的中心，很是令人不解。尤其是古代希臘羅馬時期，它們有一種多變的特征，既非常奇特，又同我們的世界極為相像。在幾個世代以前的20世紀30年代後期，許多愷撒式的人物登上了權力寶座，牛津大學的著名古代史學者羅納德·賽姆（RonaldSyme）稱之為“羅馬式革命”。這是對法西斯主義獨裁者時代的預言。就這樣，伴隨著世界上發生的一個個重大事件，羅馬也被一次次地解讀、再解讀。賽姆繼承了一條久遠的、值得尊敬的史學傳統，可以一直追溯到馬基雅維裏。馬氏曾研究羅馬共和國的歷史，總結經驗教訓，貢獻給他的家鄉佛羅倫薩市和愷撒·博爾吉亞（CesareBorgia），後者恰好與羅馬共和國的毀滅者同名。“謹慎的人們傾向於認為，誰若想預言將發生什麽事，他便應該關心曾經發生過的事。這話很有道理。在這個世界上，任何時候發生的任何事，都在從前非常近似地發生過。”5如果說在有些時期，這種論斷顯得奇怪，在另一些時候顯然不是這樣的。比如說今天。從共和國走向世界大國，羅馬是第一個；直到最近以前，它也是唯一的一個。羅馬是我們觀照自己的一面鏡子，歷史上再找不到比它更合適的了。鏡子中，我們看到了地緣政治、全球化、美國主導下的世界和平（paxAmericana），雖然有些模糊，有些扭曲。不僅如此，在研究羅馬共和國史的學者心中，我們的許多風尚都禁不住引起他們的記憶錯覺——從錦鯉到仿倫敦東區口音（Mockney）到明星廚師。

但這些可能暗含著欺騙性。不用說，羅馬人的生存背景與我們有深刻的不同，在物質、精神和知識領域都是如此。當我們驚奇地發現自己可以理解羅馬文明的某些方面時，有時我們真的理解了，有時則不是。常有這樣的事發生：當羅馬人顯出最為我們熟悉的形象時，他們反而最奇特。當一個詩人為情人的狠心悲傷時，當一個父親為去世的女兒痛心時，他們似乎說出了人性中某些永恒的東西。與此同時，在性關系或家庭關系方面，他們和我們的觀念又有著巨大的鴻溝。類似的還有導致共和國產生的價值觀，公民們的願望，他們的宗教儀式和行為準則。理解了這些後，羅馬人的許多看起來乖張乃至明顯是犯罪的行為便容易理解了，即使我們仍無法原諒。在競技場殺人，毀滅一座偉大城市，征服整個世界，這些都被羅馬人視作輝煌的功績。不理解他們為什麽這樣想，我們便無法理解羅馬共和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