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公元前49年，羅馬建國第705年，1月10日。太陽早就落到亞平寧山脈的那一邊。黑暗中，第13軍團的士兵們排好了行軍隊形。夜晚寒氣逼人，但他們已習慣於各種惡劣天氣。八年來，他們冒著嚴寒，頂著酷暑，追隨高盧總督經歷了一場又一場血戰，直到羅馬世界的盡頭。離開北方的蠻荒之地，在這一刻，面對著一個完全不同的邊界，他們遲遲不前。前方是一條窄窄的小河。軍團一邊是高盧省，遠處的另一邊是意大利，那邊的道路通向羅馬。踏上那條路意味著入侵。13軍團的士兵突破的將不僅是省界，他們也將觸犯羅馬人最嚴厲的法律。事實上，它意味著內戰的開始。不過，從軍團戰士向邊界行進以來，他們對那種災難性後果心知肚明。現在，他們跺著腳暖和暖和身子，等待號令兵召喚他們行動——扛起武器前進，渡過盧比孔河。

什麽時候召喚？盧比孔河充盈著山上的融雪，在夜色中影影綽綽。士兵們聽得到水流的聲音，但聽不到軍號聲。他們警醒著，傾聽著。這些戰士不習慣等待。戰鬥發生的時候，他們會像閃電般出擊。人們都知道高盧總督是一位優秀的將領，作戰講求速度和突然性，善於猛打猛沖。這一天的下午，他發出了渡過盧比孔河的命令。現在，軍團戰士已到了河邊，為什麽突然讓他們停下來？士兵們看不見他，但在他身邊的高級將領們的眼裏，高盧總督顯然正處於內心的煎熬中。蓋烏斯·尤利烏斯·愷撒凝視著盧比孔河的暗黑水流，心神難定地沉默著，遲遲沒有做出渡河的手勢。

羅馬人有一個詞，專指這種狀況。他們稱之為Discrimen，意為非常危急而痛苦的緊張時刻，那一刻的抉擇決定著人的一生。如任何一個渴望輝煌的羅馬人一樣，愷撒經歷過許多類似的危急關頭。一次又一次地，愷撒拿他的未來冒險；一次又一次地，愷撒成功了。在羅馬人看來，男人就應該這樣。然而，站在盧比孔河岸邊，愷撒面臨的是特別揪心的困局，而這一困局竟還是他先前的勝利造成的。在不到10年的時間裏，愷撒迫使800余座城市、300來個部落投降，整個高盧歸順於他。的確是偉大的成就，也許過於偉大了，羅馬人既為之歡呼，也為之擔心。不管怎麽說，他們是一個共和國的公民，不容許任何人這樣長久地獨領風騷，遠遠地將其他人甩在後邊。愷撒的政敵們嫉妒他的功勞，畏懼他的威勢，早就策劃要剝奪他的指揮權。公元前49年的冬天，他們終於把愷撒逼到了墻角。何去何從？或者，他服從法律，交出指揮權，接受失敗的命運；或者，渡過盧比孔河。

“木已成舟，事成定局”（Thedieiscast）1。最終，愷撒命令軍團過了河。除了參照狂熱的賭徒心理，我們還能怎樣理解愷撒的行為？賭注太高，超過了任何理性的計算。進入意大利後，愷撒知道他冒著世界大戰的風險。他跟同伴談起過，其前景令他不寒而栗。他的決定究竟會帶來什麽後果？遠見卓識如愷撒也看不清楚。Discrimen不僅是“危機關頭”（crisispoint）的意思，它也可以指“分界線”（dividingline）。盧比孔河正是這樣的分界線。過了這條河，愷撒便將世界拖入了戰爭，將導致古羅馬自由制度的毀滅，其廢墟上將建起君主制度。這對西方歷史具有無可比擬的重要意義。在羅馬帝國滅亡之後的很長時間裏，以盧比孔河為界，人們不斷爭辯著各種制度設想——自由還是專制？秩序還是混亂？共和國還是君主國？盧比孔河只是一條小河，毫不起眼，連它的位置都被忘得幹幹凈凈，但人們牢牢地記著它的名字。一點也不奇怪。鑒於愷撒渡過盧比孔河的重大意義，在他之後，人們用這件事指代任何重要的抉擇。

一個時代結束了。曾經，地中海地區散落著許多自由城市。在希臘和意大利，城市中的人們自稱為公民，而不是法老或皇帝的臣民。他們為自己擁有自由言論、私有財權、法律保護等權利而自豪，視之為將他們區別於奴隸的核心價值。隨著一個個新帝國的興起——先是亞歷山大大帝與其繼承者們的帝國，然後是羅馬帝國——逐漸地，這些城市失去了獨立。到公元前1世紀，地中海地區只剩下羅馬一個城市是自由的。在愷撒渡過盧比孔河後，共和國完了，再沒有自由城市了。

保持了一千年的公民自治傳統結束了，要等到另一個漫長的千年之後才再次出現。文藝復興以來，人們曾多次嘗試擺脫專制，回到盧比孔河的那一邊。英國革命、美國和法國革命都曾自覺地以羅馬共和國為榜樣。托馬斯·霍布斯抱怨道：“說起反抗君主統治的叛亂，最常見的動因之一便是他們讀了有關希臘人、羅馬人的政治及歷史的書籍。”2當然，從輝煌的羅馬史詩中，人們學到的並非只是對自由共和國的渴望，拿破侖也是先做執政官、再做皇帝的。整個19世紀，有許多人建立了波拿巴式的統治，他們常被稱為“愷撒主義者”。20世紀的20～30年代，各地的共和政府搖搖欲墜，幸災樂禍的人們則引述羅馬共和國的先例，將它們覆滅前的陣痛相提並論。1922年，墨索裏尼曾大肆宣傳他率黑衫黨向羅馬英勇進軍的神話，比擬為之前愷撒的類似行動。一條新的盧比孔河已被渡過，有這樣看法的人不止墨索裏尼一個。“沒有黑衫黨就沒有褐衫黨，”希特勒後來說，“墨索裏尼向羅馬進軍的行動是歷史的轉折點。”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