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納粹的種族國家（第6/14頁）

開始於絕育法的出台，德國醫學界是第一個邁出了致命一步的團體。伴隨著一系列更為極端行為的增加，這一步導致了“對沒有資格生存的人”的滅絕行為。第一批犧牲品是“先天低能的人”，或者所有被基因健康法庭認定是患有精神和身體殘疾的人，他們可能汙染了德國民族的種族健康。這些基因健康法庭像大多數正在出現的納粹機構一樣，都是不受公共監督的，而且多半是由熱情而傲慢的官員組成，他們視自己為新的、旨在完善雅利安種族的種族科學的守門人。據估計，將近四十萬人在1933年至1939年秋季之間接受了“希特勒的切割”，男人做了輸精管結紮，女人做了輸卵管結紮。但是，納粹狂人沒有在這些初步的措施前停滯下來，而是把他們激進的種族議事日程推進到更廣闊的政治舞台，他們通過了反對“種族汙染”和種族玷汙的種族立法，最終發動了對生物學意義上的劣等人的滅絕，他們包括吉蔔賽人、“反社會的人”、同性戀者、精神病患者、斯拉夫下等人、猶太人。

不像保護弱者、殘疾人、少數民族的自由主義國家，納粹的種族國家熱衷於完全對立的理想，即清除這樣的社會集團，因為這些集團被假定破壞了德國民族的種族純潔性。盡管像戈培爾、施特賴歇爾、羅森貝格、達裏這樣的納粹領導人得到了一批熱衷的官僚、倡議的團體和研究機構的支持，他們辛苦地實施各種各樣種族的奇想，但是在德國，比其他任何機構更要為設計出清晰的滅絕性種族政策負責的機構是黨衛隊，它是種族滅絕真正的工具。根據卡爾· 施洛伊尼斯的正確評估，這就是為何“清晰而明確的猶太政策的發展和黨衛隊的發展是基本上平行的”。

黨衛隊：極權主義控制和種族滅絕的工具

黨衛隊建立於1923年，最初是一支納粹黨精英的準軍事組織，其最初功能是保護元首免予政治對手的攻擊。最初它是一個小型的保鏢團體，從屬於更大的組織——沖鋒隊，後來黨衛隊發展成黨的警察部隊，一支恐怖主義的帝國警察部隊，一支指揮自己部隊的軍隊中的正規軍隊——武裝黨衛隊（黨衛軍），它是一個巨大的經濟聯合體，它的觸角深深地進入德國的大企業，後來又滲入被占領土，它是一個巨型的殺戮機器，監控著集中營這一拷打和滅絕的龐大系統。假如沒有這個恐怖機器，納粹就會缺乏強烈的種族狂熱、精打細算的殘酷、組織化的結構，這些都是對猶太人和其他受難者成功滅絕所必需的。像納粹黨自身一樣，黨衛隊的夢魘植根於20世紀20年代的巴伐利亞，並且也正是這個體格肥胖的、矮小的、體格羸弱、近視的、禿頂的巴伐利亞人海因裏希· 希姆萊把這個小型的部隊建設成為第三帝國最恐怖的犯罪組織。

海因裏希· 希姆萊是黨衛隊的首領，是希特勒的另一個自我和無情的獵犬，正如某些人所說，他是納粹主義的人格化身。這個冷酷和工於心計的愛管閑事的人，有著謹小慎微的技能和一心一意的奉獻精神，被埃伯特· 施佩爾恰當地描述為“一半是校長，一半是怪人”，他系統地聚合了納粹恐怖的工具——黨衛隊、警察和集中營。他的目標與其說是為恐怖而釋放恐怖，不如說是利用恐怖來建立純粹的種族國家。海因裏希· 希姆萊是真正的信仰者、一個危險的人物，像過去的宗教法庭大法官，熱烈地相信自己的宗教，即使這種宗教是荒唐的。正如喬治· 奧威爾所指出的那樣，這樣的狂人可能不敢殺害一個人，但為了一個抽象的理念殺戮數百萬人。

由於希姆萊手上有著數百萬人的性命，歷史學家試圖通過檢驗其人生的起點，合理地解釋他人生的終點。他們假定這個犯下難以言表的可怕罪行的人必然是可怕環境的產物；但是一些歷史學家在其成長期中並沒有發現任何戲劇性的事情，他們感到惱火，不情願地認為希姆萊的青年時代處於“郁悶的正常狀態”，對其他納粹的殺戮者也作出了這樣的判斷。他們告訴我們，希姆萊來自一個最普通的巴伐利亞中階級家庭，因此用一些心理學的解釋來說明這一難以解釋的人物是徒勞的。

真相是，希姆萊不是一個正常時代的產物，也不是正常的、健康的或者有愛心的父母的產物。他的父親格布哈德· 希姆萊是一個極端死板、迂腐、強迫性的遵守法律的校長，是在那時的德國學校體制中極為普遍的、最可怕的集權主義類型的代表。希姆萊教授的父親是一個有著鮮明的集權主義習慣的普通警察，就是以同樣的原則，教授養育他自己的孩子，教育他們謹小慎微、注意整潔、講究秩序、聽從指揮。盡管這位年輕人求助相當嬌慣他的母親，希望從他父親嚴厲控制下解脫出來，但他還是將他父親嚴格的、僵化的、種族優越的、傲慢的價值觀內化為無條件的真理，同時與所有溫柔的、敏感的、自發的或者松散的東西鬥爭，把它們視為無條件的壞事。有相當的證據表明：希姆萊有著特別困難的青春期，因為他沒有符合他傲慢的父親希望他達到的嚴格標準。嚴厲的父親強化了這個年輕人成為英勇軍官，帶領戰士沖鋒陷陣的夢想，但這個夢想在一個錯誤的時間組合中破滅。在希姆萊完成軍官訓練學校學業時，戰爭結束了；並且年輕的希姆萊十分缺乏健壯的體格和決斷力，這也足以導致他不能成為感召人的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