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魏瑪時期的德國人和猶太人

德國基礎的分裂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夜，一部名為《布拉格的學生》的電影，給已經為那一代劇場粉絲所熟悉的屏幕引介了一個令人困擾的主題：分裂人格的悲劇。電影故事來源於E.T.A.霍夫曼、浮士德傳奇，以及埃德加· 愛倫· 坡的威廉· 威爾遜，講述的是貧窮學生鮑德溫與魔術師簽訂了一份協議，魔術師答應年輕人獲得美好的婚姻和用之不竭的財富；作為回報，他要完全控制這個年輕人鏡子中的形象。簽訂協議之後，鮑德溫愛上了美麗的女伯爵，但是她的求婚者以決鬥向鮑德溫發起挑戰。然而，女伯爵的父親企圖阻止這一決鬥，因為這位學生是一位有名的、優秀的擊劍手。允諾放求婚者一條生路之後，學生匆忙趕到約定地點——當然，受到魔術師的阻止沒有準時到達那裏——他驚恐地發現他自己的影子已經代他行動了，殺死了求婚者。學生感到恥辱，他邪惡的自我已經破壞了他善良的自我。分裂是決定性的、無法恢復的。在最初簽訂魔鬼協議的閣樓，學生朝著他的影子開槍，但射擊的卻是自己。於是，那個實際上是魔鬼化身的魔術師走進屋子，把協議撕成碎片，扔到學生的屍體上。

《布拉格的學生》所引介的分離人格的主題，在戰後纏繞著德國的影壇，並且引發了一批分裂人格的電影，如《他者》和《兩面人》。在這些電影中，傑克爾博士和海德先生的主題是潛藏於同一個人當中的兩個對立傾向的投射。當然，對分裂狀態的認識給自我的基礎提出了質疑，因為它涉及這樣一種發現：“他者”或較為黑暗的一面不僅替代了較好的一面，甚至替代了後者的地位，而且構成了整個人不可或缺的部分。在電影《泥人》和《侏儒》中，增加了兩個反映德國社會的主題：變態的時代以及在其中變態生物的制造。這些生物絕望而失敗地試圖引導正常的生活，戰勝生活的孤獨，被人愛，被人傾慕；但是，當他們遭遇到拒絕、嘲笑和仇恨的時候，他們會爆發出行兇的狂怒。在中世紀的傳奇中，假人是猶太教士洛伊用泥土做成的動物，洛伊在其心臟放上具有魔力的標記，從而賦予其生命。在1915年的電影版本中，工人在猶太教堂挖井，挖出了一尊雕像，把它交給了一個古董商。古董商借助在一本神秘魔法書籍中發現的猶太教士洛伊提供的指南，使它獲得了生命。這尊雕像最初的功能只是一個順從和機械的仆人，但是它顯示出明顯的人類感情的痕跡，它愛上了古董商的女兒。當受驚的女兒拒絕它的愛的時候，它勃然大怒，以自己的方式毀滅了一切。最終，泥人從塔上跳下，將自己摔為碎泥片。侏儒是一個人造的生物，當他發現自己是誰，並為何受到人的拒絕時，他就會擴散毀滅和破壞。齊格弗裏德· 克拉考爾告訴我們：侏儒的形象和他成為暴君以及人性鄙視者的生涯，以驚人的方式預言了阿道夫· 希特勒的生涯。像希特勒一樣，侏儒使自己成為一個大國的獨裁者，然後“發動了為自己痛苦進行的前所未聞的復仇，以此外化了他自我的仇恨”。克拉考爾指出，在《侏儒》上映的同時，哲學家馬克斯· 舍勒正在做有關德國的行為在世界引發仇恨的講座，他暗示德國和侏儒相似，是不正常的環境的產物，承受著根深蒂固的自卑情結，阻止了社會的發展。

正如克拉考爾相信的那樣，假如電影向我們展示了更深的心理層面的集體心態，那麽我們應該把1914年至1933年德國電影看作德國精神中不和諧和深層分裂的體現。這些電影所展示的，並且歷史所確認的，是德國人用各種各樣深深的煩惱，以及內在的、自暴自棄的態度回應戰後的混亂狀態。這些態度涵蓋從國際戰線的退卻和抵抗的被動攻擊的形式，到國內戰線的反抗和服從的倒退行為。盡管隨著舊帝國秩序的分崩離析，德國人體驗了對自由短暫的感覺，但是他們的不安全感和內在的分裂阻止了他們以真正的民主方式重建他們的社會秩序。他們對現代性的恐懼遠比他們對自由的熱愛強大，他們對整體性的渴望——並將此與集權主義相聯系——遠比個人的創造性有力。最終，他們選擇了逃避自由，最初是支持教父興登堡父親般的權威，而後支持壞教子阿道夫· 希特勒任性的權威。

一個甚至在戰前就與自身深深沖突的社會，會發現在戰敗、恥辱和經濟的廢墟中重建一個破碎的社會系統是困難的。盡管這具有相當高的可能性，但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德國人踐行民主的時候，民主只是加劇了現已存在的社會分裂。多黨的體制，連同它不穩定的聯合和平庸的政治家，缺乏一個以堅定的共和主義者形式出現的強有力的民主脊梁。共和主義者不會將民主的實踐與寬容那些發誓要毀滅民主的人的消極態度相混淆；而平庸的政治家既沒有智力也沒有勇氣按照伏爾泰的格言行事：存在這樣一種情況，在其中，不寬容是人類的權利，並且這種情況涉及社會中一些自身是不寬容的群體，從而就會威脅寬容本身的原則。換句話說，不寬容無論在哪裏變得具有社會的毀滅性，自由主義社會的法則都不能寬容它；假如人們應該得到寬容，他們就必須停止成為狂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