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納粹的種族國家

種族和政治

在和不同的納粹內部人士一系列散漫的滔滔不絕的長篇大論中，阿道夫· 希特勒直率地宣布了許多他很快就要在第三帝國實施的種族幻想和強迫症。這些長篇大論後來都被但澤議會的議長赫爾曼· 勞施寧重新構建起來。在這些談話發生的時間段（1932—1934），希特勒的種族思想在勞施寧這位保守的地主和民族主義政治家那裏產生了共鳴。但是，不像他這個階級的其他成員，勞施寧很快就對納粹主義不再抱幻想，在1935年逃離了這個國家，並發表了兩個富有洞察力的研究——《虛無主義的革命》（1938）和《與希特勒的對話》（1939），它們以高度的準確性把握了納粹主義毀滅性的本質。勞施寧與希特勒的對話不僅忠實地反映了元首的種族強迫症，而且捕捉到了這個人魔鬼般的本性，包括他的音調、面部姿態，以及其他讓人不安的舉止。以一種奇怪和反諷的方式，勞施寧和希特勒的對話使得他的《虛無主義的革命》一書的主要觀點失效，這個觀點就是，納粹的實質就是壓迫和統治的無情需要。與希特勒的談話清楚地否定了這一假定，因為它們顯示了希特勒和他的集團被形而上的種族信仰所驅動，它使人受騙，讓人毀滅，它根本不是虛無主義。

一條持續不斷的線索貫穿這些稀奇古怪的談話，這就是希特勒的信仰：猶太人代表了這個世界邪惡的原則。他提醒勞施寧，猶太人邪惡的存在只有在種族的範圍裏才能得到理解。事實上，他堅持認為，我們這個時代關鍵的政治問題要求“生物政治學”的知識。他希望這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得到廣泛的接受，但是他也坦言只有不多的人，包括他自己和尤利烏斯· 施特賴歇爾是完全認識到種族議題的全球意義。他相信施特賴歇爾通過《突擊手》，在提升大眾對種族議題的意識上正在做正確的事情；但這只是即將到來的、由德國和猶太人引導的種族世界霸權之戰的第一步。就希特勒所能關心的，未來真正的政治問題是種族的：“所有其他的事情都是欺騙性的。在英國、法國、美國的後面，潛伏著以色列。甚至當我們成功地將猶太人驅逐出德國的時候，他們依然是我們世界的敵人。”

當勞施寧問及是否這意味著猶太人應該被完全消滅，希特勒陰險地回答道：“不，否則我們以後不得不創造他。我們需要看得見的敵人，不是看不見的存在。”他解釋道：他非常欣賞羅馬天主教會的組織和宣傳的技巧，這個教會從不滿足於抽象的惡魔，而是周期性地集中於可見的惡魔。如他所言：“猶太人一直潛伏在我們中間，但是以有形的方式比把他們作為看不見的惡魔更容易和他們戰鬥。”希特勒坦言，他要竭力證明猶太人的惡魔性質，並向勞施寧顯示他是絕對確信《錫安長老會協議》的真實性。他堅持認為：“這裏不可能存在兩個上帝的選民。我們是上帝的選民。這沒有說明一切嗎？”勞施寧插嘴說，確實，這有關選民的討論只是象征性的。希特勒回答道：“不，這是人們不可逃避的基本現實。這是兩個互相對立的世界。屬於上帝的人和屬於魔鬼的人。猶太人是人類的對立面，是反人類的。猶太人是一個不同的上帝的創造物。他必定長成於人類不同的根。假如我把雅利安人和猶太人放在一起，稱前者為人，那麽我就不得不用其他名稱來稱謂後者。他們如此遙遠，就像動物與人類的距離一樣。我不想叫猶太人是動物。他是自然的異類，要從自然中去除。”

在對猶太人本質充滿活力的爆發之後，勞施寧觀察到希特勒還要說點什麽，但是，考慮到“過度扭曲的臉部的緊張，他失去了語言的表達能力”。根據勞施寧的看法，他的臉部“痙攣地扭曲了”。他激動地把自己的指關節弄得直響，結結巴巴地說，猶太人問題是不可能弄得足夠清楚的。在另一場“討論”中——像希特勒所有的對話都只是自言自語——元首非常清楚地說：他要通過恰當的國家政策根除猶太人這個有害之物。他將實施生物學的政策，並用新的雅利安人制造出一個長得像上帝一樣的新人類。確實，假如有真正的納粹革命的話，它並不存在於慣常的社會經濟變化中，而是存在於運用於德國生活和文化的偽科學的種族原則當中。希特勒的政治計劃存在於通過極權主義的方法對種族生物學原則的制度化。當然，所有20世紀極權主義政權的本質存在於他們的這個訴求當中，即他們要制造出人類新的革命類型——新的蘇維埃人、新的古巴人，但是新的納粹人是生物學的產品，而非社會經濟變化的產品。他是遺傳學手段的產品，不是環境制造的；他的天性是生物學培育的。所有極權主義的體制都把人的標準化作為目標，納粹體制的目標是種族的標準化。注正如希特勒告訴勞施寧的那樣，納粹種族國家的目標是制造長得像上帝那樣的新人類。這就是為何國家社會主義不僅僅是一場政治運動，“甚至不僅僅是一種宗教；它是一種創造新人類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