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在新納粹種族國家的猶太人，1933—1939

野蠻的行為和未協調一致的攻擊，1933—1935

在希特勒被保羅· 馮· 興登堡總統任命為總理的那一天，《猶太人評論》上刊登了一篇重要的社論，它警告猶太讀者：“我們面對這樣一個事實，與我們敵對的權力控制了德國政府。”在1933年1月，納粹將對猶太人顯示如何的敵意尚不清楚。大多數德國人對任命希特勒的直接反應是充滿熱情和希望。民族主義演講、遊行、火炬閱兵的潮水淹沒了這個國家，它在慶祝納粹掌權，歡呼德國歷史上作為一個新黎明的事件。

在納粹沖鋒隊的隊列當中，掌權和對他們意識形態和種族的敵人復仇的感情結合在一起，產生了爆炸性的氛圍。在行軍的褐衫隊員狂喜的面孔裏，人們能夠察覺到改變現狀的堅定的決心感。人們也能從沖鋒隊員齊聲咆哮的口號中對猶太人的命運得出明顯的結論。這些口號是：“猶太人去死”，“當猶太人的血從刺刀中噴射，美好的時光立刻到來”。

從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為總理開始，到1934年8月2日興登堡總統去世，這段時期標志著納粹權力的穩固。在這十八個月裏，希特勒組織了對德國政府系統性的奪權，他利用1933年2月27日的國會縱火，將其作為借口強迫順從的議會給他更廣泛的緊急狀態的權力，以使得他能采用獨裁法令《授權法》來進行統治。他利用這一權力對德國的機構進行了系統性的協調，使它們和國家社會主義的政治目標一致起來。到1933年夏季，除了三支力量，希特勒處於完全的權力控制狀態。這三支力量是：權力不斷上升的沖鋒隊，一支有著近300萬沖鋒隊隊員的軍隊，當時由善變的、桀驁不馴的領導人恩斯特· 羅姆掌控；傳統的德國國防軍；高齡的總統和國防軍的總指揮保羅· 馮· 興登堡。出於策略上的考慮，希特勒和軍隊中的傳統主義者以及在剪除羅姆中獲利的黨魁（戈林、戈培爾、希姆萊）聯合，在“長刀之夜”（1934年6月30日—7月1日）的血腥清洗中消滅了前沖鋒隊首領羅姆。僅僅一個月後，興登堡總統去世。同日（8月2日），希特勒將總理辦公室和總統辦公室合並，這使得他不僅是最高的政治權威，而且是武裝部隊的總司令。

這十八個月的特征是特殊的兩面性：從外部看，這是一個大眾對民族革命充滿興奮的時期，但是對於許多德國人來說，尤其是猶太人來說，是一個彌漫著恐懼和恐怖的時代，因為它見證了自發和公開組織的對所有政治對手以及“種族敵人”的攻擊。1933年春天，希特勒有三個宏大的目標：牢牢控制德國政府；為戰爭和征服動員德國民眾；消滅猶太人。完成這些目標的明確辦法並沒有被清晰地制定出來。它們依賴於相互競爭的個人、新種族國家的公共機構、國內和國外對手的反應等復雜的交互行為。整個20世紀30年代，希特勒展示了機會主義政治家高超的技巧，在通往權力的道路上，他已經比他的對手智高一籌。他令人印象深刻地把時間的選擇、靈活性、事物特征的判斷、目標的堅定性結合起來。他現在用同樣的技巧去完成成為總理後設定的這三個目標。就在他取得奪權勝利的夜晚，數千名沖鋒隊隊員從總理府前齊步走過。當沖鋒隊隊員看見希特勒俯視火炬閱兵方陣的時候，他們發出了歡呼。有人不經意聽到他說：“世界上沒有任何權力能把我活著從這裏移開。”1932年他的宣傳主管也表述過類似感情，當時他說：“一旦我們擁有了權力，我們就不會將它交出，除非我們成為屍體被從辦公室擡出來。”盡管納粹領導人並不準確地知道他們如何完成自己獨裁的意圖，但是他們瘋狂地決意要采用一切辦法完成他們險惡的目的。就在他被任命為總理的幾天之後，希特勒和他的軍事主管出席了一個秘密會議，在會上他顯示了自己在國內獨裁的意圖和在國外好戰的目標，他告訴吃驚的軍事領導人：他將撕毀《凡爾賽條約》，使德國的軍隊重新獲得生命力，征服東邊的領土，給德國人更多的生存空間。

至於猶太人，希特勒當下的策略是扮演民族擁護者的角色，他承認甚至寬恕公眾對猶太人的憤怒，但是，同時假裝他個人沒有卷入，因為他正全神貫注、集中精力於國家經濟和政治的危機。事實上，希特勒鼓勵納粹黨的激進分子和各種國家機構從事各類暴力的反猶太人犯罪行為。納粹統治的最初幾年一直在粗暴的街頭行為和官僚欺騙之間變化。但是，希特勒的目標一直沒有變：把猶太人趕出德國，否則就把他們全部消滅。這個老練的政治家認識到，這個計劃依賴於機會和時間的選擇。他還沒有完全鞏固他的權力，鑒於這個事實，他感到必須在國內具有負責任的國會領導人的面貌，在國外成為國際和平的維護者。這本質上是幻覺和現實、花哨的理想主義和殘酷的現實主義心理策略的一部分。德國的猶太人被俘獲進這種迷惑的現實當中，他們不斷地被納粹領導層難以捉摸的政策，以及在黨和政府不同分支產生的不一貫的策略所折磨。更糟糕的是，斷斷續續的緩和標志著希望之光，哄騙了相當多的猶太社區得出了錯誤的結論：事態很快就會變好，正如它們過去一直那樣的，或者穩定在可以忍受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