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大屠殺的前奏：從安樂死到種族清洗

德國猶太人的末日

在1941年10月第一次大驅逐的前夜，依然有16.4萬猶太人在舊帝國處於邊緣的生存狀態。到那個時候，德國的猶太人是以前猶太人蒼白的殘存物，他們多數由被剝奪公民身份的、貧困化的、上了年紀的人組成，他們被集中在過於擁擠的德國主要城市的商業區裏。能夠工作的人都被強迫在毫無體面的環境下從事卑微的工作，同時，不能工作的人緊閉房門，生活在孤立和恐懼當中，門上必須清晰地打上“大衛之星”的標記。

但是，納粹狂人不會到此為止的；他們一直在制定新的法規來進一步圍獵猶太人。1939年9月，和猶太人贖罪日巧合，猶太人被要求放棄他們的收音機。不久之後，他們被禁止使用電話。隨後的一個指令要求上交所有羊毛衣服和皮制衣服，留給他們的大多數是最破的衣服——這是折磨他們的人最想做的事情。正如我們已經所見，納粹迫害重要的一部分涉及一個發展的進程，它就是毀滅他們受害者的尊嚴，使他們降低到看上去不如人的地步，也使他們更加容易接受糟糕的待遇，因為毆打或者折磨“非人”更加容易。猶太人每天被迫去從事最肮臟的勞動、最令人厭惡的任務，比如打掃廁所。柏林中心火車站的主管樂於指派猶太人打掃公共廁所，對他們發出尖叫：“你們猶太人一直在汙垢中打滾，滾到屎堆裏去吧。”同樣是這個主管，曾經尾隨在一位猶太工人後面監視他四處清理，並強迫他把別人的嘔吐物用手捧走。

盡管有這種施虐的個人行徑，德國人使猶太人喪失尊嚴的進程是有序和非個人的。事實上，這一行為的每一步都是按照官方的指令進行的。它是一個得到公開管理的、不斷遞增的貶抑和毀滅的進程。這使得一個一直需要政府規則和法令認可的民族，或者一個做出非同尋常事情的時候需要各種等級和頭銜的官員認同的民族，更容易接受它。因此，甚至這一毀滅的進程必須以平穩和有序的方式進行。當這沒有發生的時候，甚至徹頭徹尾的納粹分子都會感到不安。例如，黨衛隊期刊《黑衫隊》的編輯寫了一封生氣的信給希姆萊的一位參謀，抱怨猶太人正在他編輯部附近遭到鞭打，一個驅逐猶太人的中心就位於那裏。他指出他的雇員和埃赫出版社的雇員，包括男人、女人、外國人，都看到這一有損體面和讓人羞恥的場景。這封信的作者趕緊加了一句，他的抱怨和人道主義的、感情用事的情感沒有任何關系，但是事情必須按照恰當的德國方式來進行，即采取有條不紊的、冷血的方式進行，同時這一方式保持和強化了紀律。這確實就是毀滅進程展開的方式。司法部剝奪了猶太人的公民權，職業交易所取消了他們的工作許可，市政福利辦公室沒收食品配給簿，住宅辦公室不再為他們登記房產簿，注明“房主不明，遷往東部”。

官員們可能一直指望公眾也去做他們分內的事情。例如許多德國人無拘無束、熱切地參與了掠奪猶太人的房產和值錢的東西。這一行為在毫不羞恥和威脅的情況下進行。在德國的一些地方，尤其是施特賴歇爾統治的法蘭克尼亞，許多猶太人直接受到腐敗的納粹黨官員的打擊，他們被迫“捐贈”他們的資產或者其他東西。許多德國人似乎對猶太人那裏將會發生些什麽的消息十分靈通，當猶太住戶被驅逐的時候，他們就寫信給蓋世太保要求獲得空出的房間。

1941年秋季，猶太人被迫在他們的衣服上戴上“大衛之星”。這一目的就是公開給他們打上叛徒和人民之敵的烙印。這一法規後面的推動力量是宣傳部長約瑟夫· 戈培爾，他認為這是仁慈的衛生和預防疾病的舉措，它阻止了猶太人感染德國人民。但是，公共的反應一點都不是這位宣傳部長希望看到的。從猶太幸存者和諸如外國人客觀的觀察者的記錄來看，猶太人受到的來自普通德國人的同情超過他們受到的侮辱。萊奧· 貝克回憶受到了比通常更為禮貌的對待。事實上，在公共場合無意能聽到一些值得注意的言論，比如“你的標記是我們的羞恥”；或者“戴上大衛之星要比參加國防軍更有勇氣”。施佩爾回憶道，在總理府一次沉悶的午宴期間，戈培爾開始向希特勒抱怨柏林人，他承認，“我的元首，猶太人之星的引入產生與我們期望相反的效果。我們的想法是將猶太人從德國社會中排除出去，但是大街上的人並沒有躲避他們。相反，人們到處顯示出對他們的同情。這個民族還不成熟，它充滿了各種愚蠢的感情用事。”

為了確保德國人在猶太人問題上顯示更多的“陳述性”，這位宣傳主管鼓動制定了一個新的條令，它由帝國中央保安總局頒布，規定表現同情或者和猶太人保持任何友好的關系都是一個要得到懲罰的罪行。為了進一步確保那些感情用事的德國人得到這一信息，戈培爾印制了專門的反猶太人傳單，和食品配給卡一並分發給德國家庭。傳單在封面上印有一顆黃星，並寫有“德國人，這是你的宿敵”，警告猶太人已經激發起一場反對德國的戰爭，因此必須毀滅他們。戈培爾繼此還在期刊《帝國》上發表了一篇著名的啟示文章，標題為《猶太人都是罪犯》，它告訴公眾猶太人因為犯有叛國罪，現在正得到公正的滅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