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家鄉建陽

一九七八年，我開始尋覓宋慈的世界，有個重要因素，宋慈的家鄉也是我的家鄉——福建建陽。

然而我所見的清代《建陽縣志》記宋慈僅百余字。《宋史》不見宋慈蹤跡。乾隆時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根據《洗冤集錄序》對該書做了“提要”介紹，對作者宋慈則稱“始末未詳”。到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版陸心源著《宋史翼》，把宋慈補進了《循吏傳》，所據是南宋詞人劉克莊寫的《宋經略墓志銘》。劉克莊撰宋慈墓志銘因他曾任建陽知縣，與宋慈是知交。此墓志銘是宋代留下的有關宋慈生平的唯一記述。

七百多年歲月流逝，今天要看見歷史深處更為豐滿的宋慈，當然不容易。認識宋慈，並不是僅靠盤點史料對他有多少記載。認識歷史人物，最不能缺乏對人的精神世界的追覓。宋慈為什麽會成為宋慈？這是我尤所關心的。追尋宋慈的成長，我以為有三項特別不能忽略：不能忽略他的家鄉，不能忽略他的家世，不能忽略他所處的時代環境。此三項對宋慈的成長至關重要。

先說他的家鄉。一九七八年，我走在家鄉的童遊鎮上，一次次想過，七百多年前，宋慈就生長在這片土地，是什麽使他能寫出世界上第一部法醫學專著？

他生在山河破碎的南宋，家鄉的文化卻有今人意料不到的璀璨。宋末建陽人熊禾撰《考亭書院[1]記》說：“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開篇就道出了朱熹與孔子的關系。朱熹一生注釋與撰著甚豐，其中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四書編在一起並加注釋。為什麽要注釋？凝聚著孔孟智識的古文字至朱熹時代已很久遠，宋人要讀懂春秋文字有困難了，更何況要理解孔孟思想殊不容易。建陽蔡元定是協助朱熹完成四書集注的大學者。不僅如此，蔡氏一門四代出了九位賢儒，所謂“五經三注，四世九賢”，講的就是蔡氏子弟在五經中注釋了三部經典（《易》《書》《春秋》）。四書五經，九部經典有七部在建陽注釋並刻印成書，成為直至近代中國讀書人必修的讀本。請想一想，建陽這地方當時具怎樣的文化氛圍！

再說中國印刷術起於唐盛於宋，宋代是把前此千秋竹簡上的中華文化刻印到書本的重要時期，建陽正是當時全國三大出版中心之一。朱熹與弟子注釋的古代文獻就在建陽刻印出版成為教本。注釋，就是往通俗化、大眾化前進；它使文化的廣泛傳播和更多人受教育成為可能。建陽因之曾“書院林立，講帷相望”。來此讀書者非止建陽子弟，而是“四方學子負笈來學”，這促進了建本刻書業繁榮，天下書商販者往來如織，建本因數量最多、成就最高、影響最大，而使建陽享有天下“圖書之府”的盛名。這對中國文化承前啟後的貢獻，實在是巨大的。宋慈就出生在這一時期的建陽童遊鎮，歲在一一八六年，月日不詳。

十二世紀，歐洲處在中世紀。阿拉伯人曾在六世紀建立了橫跨亞、歐、非三洲的阿拉伯帝國，在中世紀產生了重大影響，到一二五八年，阿拉伯帝國被蒙古鐵騎攻滅，巴格達的黃金時代戛然而止。中國，由於造紙和印刷術在宋代大量應用，由於朱熹及其弟子偉大的譯注工程與建陽書業和書院教育聯袂傳播，使得此前數千年的中國歷史文化仿佛轉眼間就橫亙在少年宋慈面前。所以，建陽家鄉給予宋慈的文化熏陶，心智教育，是同時期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子弟難以望其項背的。

宋慈九歲（1195年）受業於朱熹高第吳稚[2]門下，青年時常與建陽高士黃幹、蔡淵、蔡沈等孜孜論學探討疑難。二蔡即注釋《易》《書》者。這樣的文化氛圍在京都臨安也難尋。十九歲，宋慈到臨安入太學。其時太學約七百名學生，主持太學的是南宋大臣、翰林學士真德秀（閩北浦城人）。

真德秀閱宋慈文章，稱之“有源流出肺腑”；這是一個教育家的精粹評價，從中可以讀見：一個將來有大作為者，是要有文化源流的，此時的宋慈不僅胸有遠承，且湧動著獨立思考的情愫，這意味著有一種創造意識在蘇醒。

我的母親也是蔡元定後裔，我在厚厚族譜裏覓讀先人的消息，在童遊鎮上遙想宋代我的家鄉“書院林立”，民間亦曾“比屋弦誦”……不禁愧感，我們遺忘的何止是宋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