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爾巴喬夫“新思維”的最初內涵與實踐（第5/5頁）

戈爾巴喬夫承認現實的社會主義並不能取代資本主義，而只是“這個世界的組成部分”。1986年3月蘇共二十七大提出蘇聯戰略的主要目標是“保證使蘇聯人民在持久和平和自由的條件下勞動”，把和平共處作為蘇聯“絕對遵循的政治方針”。“黨在世界舞台上的活動的主要方向，依然是為反對核危險和軍備競賽、為爭取維護和加強普遍和平而鬥爭”。“如果說到美國與蘇聯的關系，安全只能是相互的，而如果以整個國際關系而論，安全只能是普遍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對抗僅僅並且完全通過和平競賽與和平競爭的方式進行”。蘇共二十七大改變了蘇聯外交政策的方向，“它把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國家以階級鬥爭為基礎的思想轉變成東西方在較低和較少危險的軍備狀況下共享安全的觀念”，提出了“加強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國家戰略，將蘇聯的戰略目標變為謀求與西方國家的和平共處，創造有利於國內進行經濟建設的和平環境。^[40]

第三，戈爾巴喬夫改變了斯大林“兩個平行市場”的理論，承認世界是一個整體。蘇共二十七大提出新的對外政策構想的出發點是：盡管組成現實世界的各國之間有著巨大的差別，然而世界是相互聯系的，是相互依附的，它是一個固定的整體。戈爾巴喬夫從世界是由多種類型的國家構成的這一角度出發，承認世界是多側面、多色彩、多變化和充滿矛盾的，戈爾巴喬夫強調尊重各個國家不同的利益，強調利益均衡。戈爾巴喬夫指出：“誰也不能抹煞社會主義世界、發展中的世界和發達的資本主義世界”，但“我們還看到一個主要的趨勢——國際社會各國日益增長的互相依存的趨勢”。“我們時代的另一個同樣明顯的現實，是出現了所謂的全球性問題，而且越來越尖銳，這些問題對於文明社會的命運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這裏說的是對自然界的保護，是環境、空間和海洋的危急狀態，是我們星球並非無限的傳統資源。這裏說的是原有的和新發現的可怕的疾病，是人類共同焦慮的問題，即如何消滅地球上廣大地區的饑餓和貧困。……現在看得越來越清楚，必須建立有效的、以平等為原則的國際秩序和機制，以保證合理利用地球資源這些全人類的財富”。^[41]

戈爾巴喬夫否定了兩種社會制度完全對立的觀點，提出在核武器出現使人類社會安全受到威脅的條件下，在世界經濟聯系擴大、相互依賴加深、全球問題突出的條件下，世界各國好比山坡上結隊登山的運動員，誰也離不開誰。戈爾巴喬夫認識到世界是統一的，但他沒有認識到資本主義國家不會輕易地接受蘇聯加入與它們競爭的行列，他對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對美國抱有過分的幻想。

第四，在國家關系問題上，戈爾巴喬夫強調國家關系的非意識形態化。他提出“決不能把意識形態分歧搬進國際關系的領域，讓對外政策服從這些分歧，因為意識形態可能是完全對立的，而生存、防止戰爭的利益才是共同的和最高的”。^{[42]國家關系的非意識形態化是國際關系正常化的條件，國家關系不同於階級與政黨之間的關系，不能以意識形態定親疏，這也是幾十年來社會主義國家確定對外政策的主要教訓。但是，國家關系的非意識形態化並不意味著意識形態在國家交往中不起作用，意識形態利益也是國家利益的一個方面，戈爾巴喬夫完全否定意識形態利益，對資本主義毫不設防，也是片面的，並不能真正維護蘇聯的國家利益。與此相聯系，蘇聯不再以階級鬥爭的態度對待一切國際現象，強調和平共處原則不僅用於處理制度不同國家間的關系，也用於處理與社會主義國家間的關系，等於承認了曾被蘇聯控制的社會主義國家有權按照自己的意願生活。}

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蘇聯對外戰略發生了根本性轉變。蘇聯外交的目標開始轉為致力於為蘇聯的改革創造有利的外部條件。蘇聯放棄了冷戰政策，改善了與美國的關系，實現了中蘇關系的正常化，不再幹涉東歐事務，為東歐劇變和德國統一提供了方便的外部條件，加強與世界各國、各地區的經濟聯系。應該承認，戈爾巴喬夫的外交為蘇聯國內的改革創造了比較有利的外部環境，消除了與世界各大國的敵對，但遺憾的是，戈爾巴喬夫並沒有很好地利用這一條件進行改革。